北京大运河畔花争艳

正是有了这条清澈美丽的大河，丰沛水源的滋润、灌溉，从先秦时期的蓟城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的皇都，永定河周边的农业得以持续发展，为北京城的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障，使蓟城逐步繁荣兴盛成长。

可以追溯到东汉的“京西稻”，就是建武十五年曾任蜀郡太守的张堪，调任渔阳太守后，将“南稻北植”在顺义狐奴山（今位于顺义东北15公里的木林、北小营交界处）“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的成果。之后，三国时曹魏征北将军刘靖在永定河修渠垦殖稻田，金代凿通南长河连接今昆明湖与高粱河灌溉农田，元朝郭守敬建议“改引浑水溉田”，明朝引用永定河支流和泉水灌溉农田，直到清康熙在玉泉山一带广泛种植，并推广到河北承德等，使水稻的种植越过长城，在纬度更高的地方生长。

从金代开始，永定河两岸茂密的森林成为黎民百姓生活、城市建设的主要来源；元、明、清时期，城市的建筑，人们衣、食、住、行等所需的木材、石材、煤炭等，由永定河源源不断运往大都、皇城，成为城市的能源保障，托起了北京城。

水系演变润都城。战国时期，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所献“都亢地图”，描绘的是燕国一块膏腴之地，其地方圆五十余里，支渠四通，称“都亢渠”，富于灌溉，湖泊陂泽，被称为“都亢陂”。

历史进入东汉，北京大地上出现了三件水利开放的大事件，即，张堪在狐奴山种稻，王霸的“温水行漕”，曹操开凿“平虏渠与泉州渠”。据考，《后汉书》载的“温水”，就是《水经注》中的“氵纍 水”，即永定河。这是当时人们在满足生活用水、农田灌溉需要之外，利用河道、沟渠开展水上运输，推动河运开凿的水系利用新阶段。

一代枭雄曹操主持开凿的平虏渠与泉州渠，使北京地区的水系迈入历史新高度——人工运河。据《三国志》载，建安十一年，曹操为征讨袁尚所依乌丸蹋顿，患军粮难至，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据考，平虏渠即为今河北沧州青县至独流镇的一段南运河的前身，泉州渠为今平谷泃河与潞水一段北运河的前身。

永定河水系，在历史变迁中，顺势而为，留下了丰富的城市文化遗产。在先秦蓟城到金中都的两千余年间，城市围绕广安门一带引西湖水入护城濠环绕全城，并把城西的百泉溪丽泽泉等平地泉流作为水源的补充。与此同时，将洗马沟一段向东、南流动，在原辽的显西门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向南而后东，另一支进入皇城内，作为宫廷园林的水源。因而，金朝建立了风景秀丽的同乐园，并把护城河以及大大小小的湖塘与莲花池水系相连，形成了以西湖为起点、以洗马沟为轴心，铺展在城内一派碧水环绕的优美景象。

隋唐时期分为南北两派的永定河，其北派的清泉河靠稳定的水量，曾行船通漕，大兴水运。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新唐书》载，贞观十九年，运粮史韦挺受命来到幽州，“遣燕州司马王安德行渠，作漕舻转粮，自桑干河抵卢思台……”；五代时，赵德钧镇守幽州十余年，开凿了一条约二百余里的“东南河”以通水运。

金海陵王把西山脚下的玉泉水系与高粱河连接起来，沟通了中都城池和各处的苑囿，构成了城内外相互关联、补充的水系新格局。元朝完成了从莲花池水系向高粱河水系的重大转折，使高粱河从此成为北京城的水源大动脉，并成为明、清城市水源的主导。

波光粼粼华夏兴。一河波光粼粼之水，映照古今，升腾出炎黄子孙亘古不竭、美轮美奂的龙兴之象。

沧桑巨变握乾坤。大禹治水，首在冀州。冀州之治，即在永定。永定之治，是为碣石。据载，4000多年前，连续九年的倾盆大雨，使九州大地汪洋一片，大禹临危受舜帝之命治水。大禹发现，汪洋中的冀州——北京永定河两岸人口密集，正经受着洪水的生死考验。于是，大禹果断把治水的第一步放在了这里。当大禹随着水势，从西山的管涔山一山一山治理时，水“乖乖就擒”，然而，到了第44座碣石山（今天的石景山），不肯就范。碣石山不高，但横在泄洪的水道上，把上游来的洪水死死挡住。大禹先在洪水露出的蟠龙山开一个马鞍形的口子让洪水泄进东海，但因口子过高，泄洪作用有限。为此，大禹化作一头黄熊扎进碣石山拼命掏洞子，不久，巨浪的洪水喷薄而出，洞子也越来越大，先是变成了一座桥，后来连洞也塌了下来，洪水一泻千里，冲进大海。

多年以后，大禹治理过的碣石山东边大海不见了，上游的洪水夹杂着大量石沙过碣石山后不断沉淀，硬是把渤海逼退了好几百里，形成了北京湾小平原。此后，人们便开始在这块小平原上繁衍生息，传我华夏血脉。大禹治水1000多年后，碣石山改名为梁山，后世《诗经》如是记载：“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