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涧村里，几乎人人都认识刘琳。

记者跟随着这位“90后”驻村规划师，车子在盘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钟头，才到达万涧村村口。这座位于安徽省潜山市龙潭乡的村庄，是一个典型的皖西南传统农耕聚落，漫山遍野的毛竹是村庄常年依仗的产业。

一路上，见到刘琳的村民总要停下来和她寒暄几句。经营民宿的阿姨请刘琳去房间看看，细细地说着房间哪个角落一直落灰，床铺认真打理了，游客最近有点少。民宿的几张木桌子都是当年刘琳和团队亲手做的，也是她让阿姨把家里闲置的二楼腾挪出来做民宿，是村里的第一个样板。从二楼的小阳台望出去，此时的万涧村粉墙黛瓦，金丝皇菊开得正盛，有花有树，有老屋有村民，一幅皖西南村庄的闲适图景。

做驻村规划师4年，所有的变化，刘琳都一一参与，一一看在眼里。

沟通

2018年，刘琳刚来万涧村。

那时候，安徽省住建厅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省内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试点工作。万涧村是启动的试点之一。作为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派来的第三方技术顾问，刘琳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对村中几近倒塌、废弃的传统皖西南老屋进行抢救、修缮、保护和改造再利用。

刘琳还记得她在村里开的第一个会。不太大的房间里围了几层人，坐在前面的爷叔们桌上撂着茶杯，手里夹着一根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小姑娘：大学毕业没多久，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扎着个马尾辫。全村人都要听她的话？

没过多久，就有村民去县政府举报刘琳是传销组织头目，弄得她哭笑不得。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想要尽快获得信任并不容易。刘琳的方法也简单粗暴，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半句话不多说就和村民一起下地干农活，陪着他们接小孩子放学。“总之一句话，想尽办法增加曝光度和存在感。”刘琳笑了。慢慢地，村民也就口耳相传，都知道村里来了个规划师。

由于万涧村的老屋产权非常分散，村民各自也有不同想法，流转起来很困难。到底如何保护开发？一个月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几乎天天要吵架。后来，刘琳和团队制定了个方案，那就是希望能够成立合作社来解决这个问题，鼓励村民以房屋、土地、山林、现金各种方式入股。没想到方案一出，还是“天天吵架”。“村民中分成了两拨，一拨想以房屋入股，另一拨想以现金入股。那么，当下是钱值钱还是房子值钱？是出钱的人更占便宜，还是出房子的人更占便宜？这就是一场论战。”每天都有村民来咨询刘琳有关合作社的事情，未来能赚多少钱、有多大的风险。她常常回微信到凌晨一两点钟，就这样持续了快3个月。

2018年8月3日，刘琳坐在村民的摩托车后座上，一路风驰电掣到城里注册了合作社，回想那天，她心里仍然觉得好畅快。

朱恒是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规划一所的副所长。2011年，她第一次接触乡村规划。那时候，南京江宁区选择了5个山水资源好、特色资源足的村庄试点建设“五朵金花”，也拉开了南京美丽乡村建设的序幕。“天天吵架”也是朱恒那时候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她和团队一起住在村子里，做测量，搞设计，想改造一些村民的房子。有人不愿改，有人要改成一模一样的：我的屋檐要和他家一般高，他家的屋檐不能比我靠前，也不能比我后了！

“我们之前都是做城市规划的，那是第一次做乡村，工作机制和调研模式都没有形成体系，到那里才发现矛盾重重，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朱恒说。但是，年轻的规划师们还是很快找到了工作节奏，“沟通”永远处于第一要位。“最核心的就是要明确这个村庄它需要什么，它近阶段最主要提升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的那个村子想做民宿村，那就一定要妥协掉村民自己的一些审美或者习惯，因为提高经济收入才是更高的目标。”朱恒说，“当然，我们也每天坐下来和村民聊，每天在设计，尺寸再调一调都没问题。”

如今，作为“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江苏徐州睢宁县沙集镇工作站的负责人，朱恒早已经累积了足够的与村民沟通交流的经验，团队也形成了一套更加合理、高效的机制。

改变

在沙集镇工作站，朱恒团队接触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一个知名的“淘宝村”东风村做村庄规划。这是一个自身基础非常不错的村庄，朱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东风村时的震撼。在她眼中，这已经不像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村庄，从沙集镇步行就可抵达，要穿过“淘宝一条街”，两侧是密密麻麻的商铺，有各种网店配套和物流配送设施，村里有上百家家庭作坊，工厂和住宅混杂在一起。

这样富裕的村庄仍然迎来了发展瓶颈。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后，村民希望能够提高生活品质，但如今生产、生活的混杂充满着噪声干扰。另外，想要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却缺乏集中化的物流配送，家庭作坊也明显无法达到规模化和标准化。

朱恒团队的办法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村民进行分批调研。邀请规模较大的创业企业代表来政府座谈，聊扩大生产和体制机制问题；随机式走访村中家庭作坊，了解居住环境和生产环境混合给生活带来的不便；对不参与生产的老人，则请村书记召集代表，询问他们对休闲活动场地和养老空间的需求。

在朱恒看来，东风村的矛盾主要集中于生活环境提升和扩大生产之间。朱恒团队目前给出的方案是，腾挪出一块地作为集中居民点，把有意愿搬迁的村民先移居过去。而原有的居住空间可以植入小的街头游园或者健身场地。“淘宝一条街”则可以做成文化街区，添加一些对于村庄电商发展的回顾和集体记忆元素。

村庄的改变是很难的，也绝非一蹴而就。“要排摸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近期的事情是要做实的，比如基础设施、集中居民点的建设。远景的东西我们目前只是提供一个方向，并不是唯一的，村庄里的事情要村民自己去决定。”朱恒说。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熊国平，目前是“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项目中淮安金湖县塔集镇工作站的负责人。他们团队一开始给高桥村设计了一个停车场，希望村民把私家车和农机停进来，但起初谁也不愿意。一问，原来是怕丢和觉得不方便。“我去和他们沟通：第一，停车场有摄像头，谁会在摄像头下面偷东西呢，所以不会丢。第二，村里的路很窄，都停在家门口反而错车容易刮碰，停到停车场去，你让别人方便了，自己也方便。第三，车不挡在门口，景观效果也上去了，周边村也都跟咱们学，那标准就越来越高了，是咱们起引领作用了。”听熊国平这么一讲，慢慢地一家两家愿意把车停过去，村民也渐渐习惯了。停车场最终做成了。

刘琳做的事情也很多，这4年来，万涧村的几个老屋被逐一修缮，有的改造成了餐饮、老年活动中心，有的还办起了展览。她又启动了新的一些改造想法，包括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以及把一块坡地变成了村中的露天剧场。

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变化。刘琳发现村庄的妇女平时生活比较单调，就组织起一支广场舞队。“后来有一个叔叔找到我说，刘琳你们弄广场舞之后，你阿姨每天晚上得多吃一碗饭。我当时心里一惊，想着难道你要跟我算这一碗饭的钱？结果他的下一句话竟然是：你能不能给我们男的也搞点事做？”刘琳笑了。后来村里又成立了黄梅戏兴趣小组，大叔们吹拉弹唱好不热闹。

星火

如今，刘琳所在的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在湖北接到了新的乡村规划项目，潜山市很多村落也找到刘琳团队，希望能够像万涧村一样，有好的改变。

曾经乡村规划仅仅是各地政府一种零散的诉求，通过一些保护开发类的项目开放给设计规划团队，驻村规划师的职业也并不成体系。而如今，情况已经大大不同。

2021年下半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建立了驻镇村规划师制度，从全省2.6万个村庄中遴选出119个村庄，作为第一批百个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监督省级试点，并组建了由110名规划从业者组成的首批省级驻镇村规划师队伍。

2020年9月，江苏省发起“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活动，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智力”下乡进行“扎根式、陪伴式”帮扶，发挥国土空间规划行业智力资源优势和特点，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规划支撑服务。截至2021年末，已建成了80多个规划师下乡工作站，实现市、县全覆盖，带动60家规划编制单位的近千名规划师活跃在乡村振兴第一线。朱恒和熊国平都在其中。

朱恒还告诉记者，今年要评选优秀工作站，让规划师们可以有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一些典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方法可以做更多的推广。

熊国平在工作中发现，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目前中国乡村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乡村老龄化、空心化，那么规划师在规划中就要考虑到让老人如何乐得其所，配套养老中心，让他们有娱乐和交流的场所。其次是如何让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那么就必须有产业，有他们发挥的舞台。“所以我们要做文旅产业，要做农副产品，要一二三产融合，即便是农业种植也要规模化、品牌化，这样年轻人才能有活干、有钱挣，才愿意回来。”熊国平说。再比如，大部分的中国乡村在这几年的建设中“外立面”的风貌已经干净、漂亮了，但是公共服务方面还很弱。“乡村里面做文教体卫，需要村集体经济有钱，那么我们就把村集体经济做上去，慢慢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乡村建设是一种长期、持续的运营，而不是盆景式、运动式的工作，否则很快就会返回原来的状态。”

在刘琳看来，虽然不同的村庄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千村一面，但对于驻村规划师来说，工作上依然有可借鉴的地方。比如进入村庄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方式、搭建整个机制的方式，这些都存在一些方法论。这也是规划师通过接触越来越多的乡村慢慢积累的结果。

作为乡村规划的主力军，目前，规划师主要来自各地规划设计院和高等院校的建筑、规划院系。政府所提供的设置工作站、资金支持等政策利好，也为规划设计院和高校提供了不错的机会。熊国平坦言，高校平时与市场之间缺乏天然的联系，因此，更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提供给师生。“我们非常感谢省厅、市县镇和村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实践和了解乡村的窗口，做乡村振兴这件事，而不仅囿于书本。”

朱恒也表示，对规划设计院来说，可以增强他们和当地市场的一些联系，这是很实际的好处。“我们去服务了当地以后，信任是双向的，那么后面如果有一些其他地区或者说其他规划类型，第一时间可能也会想到我们，提高了我们和这个市场的黏性。”她说。

文/刘畅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