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是一部文章精选，也是一本特殊的中国历史读本。

历来著名的文章选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或为文献之辑存，或着眼于文学艺术。孟子曾说过：“《诗》亡而《春秋》作。”意思是说古代《诗经》中之诗均可表现其时代，故均有史义；其后孔子作《春秋》，正是继承了这种记录历史的功能。后世谓诗与史相通，即由孟子此语而来，如钱谦益就说“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谓曹植、阮籍、刘琨等人之诗皆可作史读。其实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中的“观”，讲的便是这个意思。通过文学作品，确实足以观察那个时代。文学虽然另具有“兴、群、怨”之功能，并不局限于“观”，但足以观世，无疑为其一重要作用。

可是，诗足以观世，也只不过是泛说文学之一种性质罢了，不是所有文学作品均可以观世，亦不是所有作品在观世的价值上都一样。文学作品，有些偏于个人情志的抒发，有些偏于艺术技巧的探求， 只有少数与历史的发展直接相关。因为，包括杜甫之所谓“诗史”，大抵也只显示着诗人在世局变动中的咏叹，而非那些作品创造了历史或直接标记了历史的轨迹。因此，诗史相通，必须再进一步，才能讲“诗即是史”或“诗以成史”。

本书做的就是这种工作。我们选辑的文章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文章改变了历史，二类是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

前者是说中国的历史因这些文章而改变了命运，或者倒过来说，是这些篇章形塑了中国。例如，若无李斯《谏逐客书》，秦国可能就把包括李斯在内的各国谋士全赶回老家去了，那么后来秦也就未必能统一天下。若无董仲舒《贤良对策》，汉代黄老之治的现实就不会改变，中国而后独尊儒术的历史也未必由此确立。又若无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发了倒袁的风潮，袁世凯称帝之事到底如何了局，亦无人可以预料。故这类文章可说是具体牵动了历史。

后者，则是历史变动之直接证词。例如政事方面的《除肉刑诏》《南京条约》《太平天囯奉天讨胡檄》；学术思想方面的《论六家要指》《移让太常博士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论迎佛骨表》《太极图说》《译〈几何原本〉引》等，或代表一个新观念、新时代之出现，或宣告了变局之形成。

两者结合起来，中国的历史轨迹即粲然可见。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原始文献更能直接说明历史了。对于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总是忙不迭地替它解说，用我们的想法和一套套的理论去涂饰它，其实把这些文章摆出来，由它们自己说明自己，岂非更为直截真切？

就文学来说，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言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中国文学最高的理想，但实际上，一般文章何足以语此境界？真能达至于此者，恰就是我们现在甄录的这些文章。说也奇怪，前面讲过，这些文章本是因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被我们注意到的，但从文学性看，此类文章也无一不佳，多为千古名篇。这似乎又可印证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凡在历史上足以形成伟大影响或足以昭示后昆者，其文采亦必足观。

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