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该读什么？

前面的各章节为我们阅读世界文学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指引；而其中讨论到的例子也为我们进入这些作品提供了路径，这些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更多的作品中。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世界四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中，无数的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我们如何选择，读哪些作品呢？当然，好的运气总是扮演有价值的角色：朋友的推荐、诱人的书评，或者在一个书店逛上一小时，都可能让我们有惊喜。但是纯粹随意的阅读——就像让-保罗·萨特的小说《恶心》中那个无师自通的人，按字母顺序横扫书架上的各种著作——很快就会让人迷失方向。相对有规划的阅读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世界文学。

其中一个好办法是从自己最爱的作家那里找建议。我们喜欢的作家看重的作品，我们很可能也会喜欢。劳伦斯·斯特恩在《商第传》中说，“我亲爱的拉伯雷，还有更加亲爱的塞万提斯”。任何读者如果被斯特恩的自我反省式的恶作剧吸引，或者被托比叔叔因战争而受创的生活中透出的忧伤所感动，那么他们也很可能会享受《巨人传》和《堂吉诃德》。追踪影响和改编的路线也能为我们提供前后协调的方法，以探索宏观的文学运动或传统。普里莫·莱维或者詹姆斯·乔伊斯会把我们引回到但丁身上，然后从但丁到维吉尔、从维吉尔到荷马。奇努阿·阿切贝的《瓦解》的标题本身，就已经宣告了这位尼日利亚小说家与反殖民的爱尔兰诗人叶芝之间共同的主题和情感。阿切贝把叶芝诗作《基督再临》的相关诗句作为小说的开篇引语，这种做法也强调了二人的联系。

除了直接的文学引用之外，如果你被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的某个作家所吸引，那你很有可能会想看看，在同一个时空中是否还有更多这样的作家令你喜欢。有时候，一部杰作在它的时代和创作地点中几乎是鹤立鸡群的；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是一整个富于生气的文学氛围的产物。任何被索福克勒斯吸引的人，都同时会被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深深震撼；而迷恋杜甫抒情诗歌的人，会在探索其他唐代诗人如韩愈和李白的过程中获得各种乐趣。这种对某个传统的进一步阅读，也会反过来帮助你更好地把握最初所爱，澄清是什么东西令索福克勒斯或者杜甫与众不同，也能揭示出他们所处的文学传统的总体面貌。

要想获得更多的发现机会，其中一个方便的路径就是广泛阅读各种选集，它们能为一个大传统提供较易把握的宏观认知，也给予我们一块踏脚石，去做进一步的探索。现在可见的三部六卷本的世界文学选集，分别由诺顿（普赫纳等编）、贝福德（戴维斯等编）和朗文（达姆罗什等编）出版；它们包含了丰富而又经过慎重挑选的作品。也有选集聚焦于某个文类；尤其有用的是几部优秀的诗歌选集，比如瓦什伯恩、梅杰和法迪曼所编的《世界诗歌》，J. D. 麦克拉奇的《当代世界诗歌精品》，以及杰弗里·佩恩的《我们的世界之诗》。其他选集专注于某个地区，比如巴萨姆·弗朗吉的《从前伊斯兰时期到当代的阿拉伯文学、文化和思想选集》、罗伯特·埃文的《夜与马与沙漠：古典阿拉伯文学选集》、唐纳德·基尼的《从古代至19世纪中叶日本文学选》、哈若·施让尼的《早期现代日本文学选集，1600—1900》，以及宇文所安的《1911年以前中国文学选集》。

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提供世界文学课程，既有传统模式的课堂教学，也有网络课程。通常，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基础课为学生做初步介绍；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选择各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课程。基础课可以有各种组织形式；有时候，同一所学校的不同教授会采用很不一样的教学方法。一门基础课可以按时间顺序组织，往往逐一聚焦于几个古代的“主流文化”，然后在全球性框架下介绍近代的文化；其他课程则按照文类或主题来组织。有些课程把古代与现代作品并置，比如奥维德的《变形记》与卡夫卡的同名作品。在任何一种方法中，都可以细读某些大部头著作，或者选取各种作品的片段。有时候你可以自行选择这些教学方法各异的课程，以切合自己的兴趣和需要。

如果各位想了解组织世界文学课程的不同方法，可以在笔者所编的《教授世界文学》中找到三十多位教师对这个问题富于启发性的讨论。在此之前也有好几本有价值的文集：芭芭拉·斯托勒·米勒的《比较视域下的亚洲文学杰作：教学导论》、莎拉·拉瓦尔的《阅读世界文学：理论、历史、实践》，以及迈克尔·托马斯·卡罗尔的《大世界：世界文学的审视与修正》。现代语言学会（MLA）也出版了多卷本系列文集《教授世界文学之方法》，讨论如何教授某部作品，或者某组作品。这个机构还有其他好几套系列，比如《教学方法选项》《文本与翻译》《语言、文学与文化教学》《世界文学再想象》等。哈佛的暑期世界文学研究所，每年为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为期一个月的课程，供他们拓展教授和研究世界文学的路径。

学生和教师也可以深入探索关于世界文学的学术讨论。提奥·达恩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劳特利奇世界文学简史》；另外还有约翰·皮泽的《作为理念的世界文学》，回溯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在德国思想史和美国大学中的影响。克里斯托弗·普伦德伽斯特所编的《世界文学论争》中，包括了热烈甚至尖锐的讨论，其中一些作者针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做了辩驳。另外两部影响深远的文集是弗兰克·莫莱蒂的《距离阅读》和2005年出版的《图表、地图、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而笔者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则探讨了世界文学的创作与流布。近年来有多本新书讨论了定义的问题。其中一些著作继续了关于世界文学阅读和研究的政治面向的争论，比如亚历山大·比克洛夫特的《世界文学的生态：从古至今》、谢永平的《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阿米尔·穆夫蒂的《忘掉英语！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艾米莉·阿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的政治性》等。蕾贝卡·瓦尔科维茨的《在翻译中诞生：世界文学时代的当代小说》则对翻译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世界文学期刊》创刊于2016年，由荷兰毕利尔出版集团出版，为讨论与辩论提供了平台，并且定期出版针对国别文学、地区性文学的专号。由托马斯·比比编辑的布鲁姆斯伯利学术系列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它的主题是作为世界文学的国别文学，已出版的书目包括德里雅·恩古里亚诺的《从巴黎到图伦：作为世界文学的超现实主义》，以及托马斯·比比自己的《作为世界文学的德语文学》。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探索翻译这个关键性问题，他们可以参阅一系列重要的翻译学著作。作为起点，最好的选择是劳伦斯·维努蒂极富想象力的经典文集《翻译学读本》。莫娜·贝克和加贝里耶拉·萨尔丹娜的《劳特利奇翻译学百科全书》是一部出色的参考文献；而苏珊·巴思奈特的《翻译研究》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做了介绍。另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和文集针对各种具体的翻译问题，比如苏珊·巴思奈特和哈里什·特里维蒂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珊德拉·贝尔曼和迈克尔·伍德的《国家，语言，以及翻译的伦理学》、雪莉·西蒙的《翻译中的性别问题：文化身份与传播政治学》、玛利亚·提莫兹科和埃德温·根茨勒的《翻译与权力》，以及劳伦斯·维努蒂的《翻译的丑闻：论差异性的伦理》。

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文学处于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有好几本重要的著作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与当下发展。值得一提的作品包括艾米莉·阿普特的《翻译地带：新比较文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一门学科之死》和娜塔莉·梅拉斯的《世界的各种差异：后殖民性与比较的终结》。由达姆罗什、梅拉斯和布特勒兹编辑的文集《普林斯顿比较文学文库》，收入了这个学科的一系列经典文章。而贝达德和托马斯编写的《比较文学读本》，以及多明古兹、索斯和维兰努耶娃编著的《介绍世界文学：新潮流与新实践》，则提供了新的角度。

虽然我们有太多可读的东西，但还有其他的方式能深化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其中一个绝佳的方法就是去了解各个文化中的其他艺术形式。上文提到的三套六卷本世界文学选集，现在还附有丰富的插图和唱片录音；它们的网站则提供更多的图像与声音资源。当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阅读作品的原文也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翻译固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它们最理想的效果是启发读者去学习原文的语言。想要对一门外语获得接近母语的流畅把握需要很长时间；但即使是中等的语言水平也能让我们获得极大的独立性，并从对翻译的绝对依赖中解放出来，体验作家独特的风格带来的阅读享受；而在读译作时，我们对此只能惊鸿一瞥。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位世界文学的严肃读者都能掌握至少两门外语，其中一门与自己的母语相邻近，另一门则来自遥远的异国，并与自己的母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我们由此能发现，不同的语言对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时间和性别，可以有多么不同而又令人着迷的组织方式；这类语言上的差异，可以在文学创作上产生深远的效果。如果能在这两门外语之外再继续拓展，那就更好了。

最后我想说，阅读世界文学的万卷书，应该激发我们行万里路的热情。虽然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对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但是所有作家都来自某个文化，也以某种方式对其做出回应——即使他们的回应方式是逃离故乡。我们越是了解源文化——包括它的人民、日常习俗、地理风貌、建筑风格、它的花朵与鸟语——我们就越能全面理解，一个作家如何对它们进行文学化的处理。如果我们在旅行时留心细节，可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彼得堡，或者紫式部笔下的京都，有更多丰富的亲身体验，虽然这些城市早已今非昔比。而在外国学习，则能让我们学到更多。如果这种经历能让我们完全沉浸于当地的文化中，而不仅仅是活在同乡访客的小圈子里，那就更有价值了。这样一来，当我们回家时，就会有一层更深刻的批判性思维；当我们继续深入探索古代的文学遗产，以及眼前的多元文化时，就能开拓出更多的新鲜可能性。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