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视障者黄莺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接下来，她将留校攻读博士。作为第一位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盲人学生，黄莺“除了看不见，什么都能做”。而她能够如此优秀，离不开“资深盲人”杨青风和他同事们的帮助。

2015年，黄莺刚进入武汉理工大学时，杨青风和同事就带着她用视障者的方式熟悉校园，教导她独立出行的技能，帮助她解决缺少盲文课本的问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陆续有视障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视障群体从特殊教育走向融合教育。但是，教材、独立出行，乃至独立思考等一个个问题横亘在这条路上，需要找到解决之法。

于是，“金盲杖·视障大学生预科班”应运而生。2018年以来，视障大学生预科班已经举办五届，让约100名视障学生“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盲人走向社会的尝试。

10月15日是国际盲人节。据央视新闻2016年报道，我国有视力障碍残疾人1731万人，其中盲人500多万，每年新增的盲人大约还有40多万人。他们不想被当作特殊人群，想自己解决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独立出行、独立思考。

从单考单招到融合教育

长期以来，视障人群和常人似乎处在两个世界，彼此无法“看见”。视障人群有着自己的成长体系，他们大多从小进入盲校或者特殊教育学校，一路读书后通过“单考单招”进入四所固定大学学习针灸推拿、应用心理学、音乐等专业。

“单考单招”指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滨州医学院以自主命题组织考试的形式招收视障生，考试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是从2014年开始的。当年，河南驻马店市确山县考生李金生争取到了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的机会。尽管李金生的语文和数学都交了白卷，且总成绩为58分，但从此之后，许多视障考生选择通过普通高考的方式进入大学。

“资深盲人”杨青风曾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手提盲杖报道残奥赛事，如今在声波残障社会服务中心工作，同时他也是中国首个视障者自主生活训练营“金盲仗”的发起人。2015年，杨青风开始关注这些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大学的视障学生，了解到这七八名“吃螃蟹”的学生担心，“到了普通学校之后，怎么去食堂、教室、宿舍？教材能不能有？”

而从未招收过视障学生的学校，也不知道如何给他们提供正常的学习、生活环境。“学校提供志愿者协助，做什么都带着，但是不能要求同学24小时跟着，这不可能。上大学本身也是一个主动去适应的过程。”杨青风说。

黄莺就是当年那批视障学生之一。2015年9月军训期间，杨青风和同事们带着黄莺用盲人的方式熟悉武汉理工大学的环境，“比如教她怎么从宿舍到校医室、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没有盲文教材，他们就帮忙把纸质书扫描成电子版，让黄莺用屏幕朗读软件进行阅读。

在这些实践中，杨青风等人发现，视障学生进入大学后，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比如说怎么独立出行、怎么使用电脑，又比如说教材的问题。我们觉得有必要每年做一个训练营，对大家进行集中的训练。”于是，盲人大学生的预科班诞生了。

“最大的需求是独立出行”

预科班面向视障学生，课时为8到10天，优先招收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

杨青风介绍，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一般能保证他入选预科班；还有一些盲人之前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本科毕业后，通过统招考上研究生，去接受融合教育。因此，他们又扩大到只要参加融合教育的就优先，并将研究生纳入进来。此外，再从“单考单招”的学生里选择，首先优先全盲学生，同时参考报名顺序、需求程度等来选定每届的20名视障学生。

尽管很多视障学生从小学就住校，独立生活技能还可以，但仅限于叠被子、洗脸，拿开水等。实际上，独立生活对于一名视障者而言并不止这些，独立出行、独立做饭、独立思考，决定这辈子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大学是真正独立生活的开始阶段，所以预科班的所有课程都有一个核心，就是独立生活。

预科班老师郭万成表示，报名的同学都要写一篇“我为什么要上大学”的短作文，写明自己的需求以及希望过上的大学生活。“很多作文给我们很大触动。”郭万成表示，“最大的需求还是独立出行”。

预科班的第一堂课一直是独立出行。上街之前，导师会教授学生残障意识，包括对自己视障者的身份认同，还有自主生活的意识。随后，导师会带着学生走上马路，并借助触觉地图等教具，教导他们定向行走、导盲随行、盲杖使用、路标与线索、过马路等基本技能。此外，还会教导他们使用科技辅具，“比如利用软件来判断公交车的到站时间”。

参加了首届预科班并在之后几届担任导师的罗文聪介绍，过马路是独立出行中的难点。训练时，先要了解基本的交通知识，还要学会根据车流的声音判断车流的方向，最终根据各种信息做出决定是否可以通过。在最初训练阶段，由视障导师讲解，学员利用所学知识做出判断，并由助教老师和志愿者判定学员的判断是否正确。“听车流的方法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法，也是目前比较科学的一种方法。”罗文聪表示。

和独立出行同等重要的是计算机课，视障学生依靠读屏软件来操作计算机。进入大学后，他们无法像常人一样看书，要靠计算机来阅读电子版教材、课程PPT等，更需要借助它完成作业。因为对计算机感兴趣，从第三届预科班开始，罗文聪就担任计算机课的教师。“我们有20名同学，一般10个人上计算机课，另一组就去上独立出行课，尽可能手把手地让每个同学都学到。”

此外，预科班还有一些兴趣拓展课程，如手冲咖啡、乐高、剧本杀、化妆、两性教育等，让视障学生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

盲人就一定要从事按摩？

第二届视障大学生预科班学员小王，她高考时还没有普通高考这个选项，2019年，小王通过统招考上研究生。本科时，她和大多数视障大学生一样，学习针灸推拿专业，等到读研，她选择了自己更加感兴趣的特殊教育专业。以后，她想成为特教老师。

说起视障群体的职业，我们可以想到的，大概只有按摩。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曾组织过一次视力残疾人就业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26.36%的视障人士正在从事按摩工作，12.73%的视障人士曾经从事过按摩工作，加起来占到总数的近四成。

和小王一样，罗文聪学习的也是针灸推拿专业。同样，他也不想毕业后从事按摩相关工作。也有许多从事按摩的盲人告诉杨青风，觉得生活很无聊，每天吃饭、睡觉、按摩，挣多少钱也不知道怎么去花。

如今视障学生可以通过普通高考或考研统招，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进而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但现实是，自2014年教育部首次印制高考盲文试卷起，每年申请盲文试卷的人数并不多。据央广网、央视新闻等媒体公开报道，2015年8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2020年5份，2021年11份。

杨青风认为，制约视障学生参加普通高考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是基础教育薄弱，为了有学可上，大部分视障学生的选择偏向保守。“之前从一年级就知道12年后出来要从事按摩，大家心气就没那么高，学习动力没那么强。”此外，“单考单招”和普通高考只能二选一。也就是说，如果选择使用盲人试卷参加普通高考，虽然考试时间可以延长50%，但也要和正常人竞争录取名额，两相比较，大部分视障学生会选择上大学可能性更大的“单考单招”。

其次是担心通过普通高考到学校后面临的问题。“目前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教材，上学能没书吗？”杨青风希望，出版社出版教材时可以附带盲文版或电子版。

杨青风还建议，招收残疾学生的高校成立残障事务办公室，从校级层面为残疾学生提供支持。“现在学校缺少统筹考虑，一般是视障学生遇到了这个问题，反映给辅导员，辅导员再向学院反映，比较耽误事。”比如他想参加四六级考试，就不是学院能协调的。杨青风希望，这一办公室不止面向视障学生，所有残障学生或者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都可以服务到。

不想被特殊对待的他们

对于小王来说，参加预科班意义重大。她初中才到盲校学习，错过了学习盲杖的课程。不会使用盲杖，她连每向前走一步会面临什么都不知道，“想去个远点的食堂难死了，只能在学校附近一小块地方活动。”这也影响到了她的性格，“我一直挺内向”。

学会独立出行后，小王“可以去想去的地方，远近都可以，也可以做一些之前想要做但是出不去、没法做的事情，实现了出行自由。”

小王提到，参加预科班之后，最大的改变是心态。“一群人一起出去的时候会觉得自然很多，有了底。之前会觉得有一种被别人凝视的感觉，现在不会再那么局促，遇到好奇的路人还能科普一下盲杖的用法。”

每次训练营最后，杨青风都会让学员们走红毯。一个视障者拿起盲杖独立出行，“应该是非常骄傲的事情，学独立出行的过程，其实也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

独立出行课最后有一个综合实践，即学生在参加训练的城市找一些地标性建筑打卡，包括天安门、中共一大会址等。“今年新中国成立73周年，我们也发了一条视频，就是金盲杖学员走过的红色地标。”

“独立出行肯定是有危险的，尤其是现在无障碍设施还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杨青风说，出行可能意味着磕磕碰碰，“磕急了，我也会骂街、也会哭，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出去了，而是会考虑怎么避免危险。”而且，视障者只有多外出，才能让社会意识到他们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才能加快建设。

杨青风认为，过去大众觉得视障者只要拿起盲杖，就很可怜。“好像大众就觉得我们应该被照顾，他们对盲人独立生活的意义理解不了。”现在，杨青风们不想被特殊对待。

也有许多预科班的学生这样告诉郭万成：在预科班，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被尊重、被理解、被需要的感觉。在这个环境里，老师、助教、志愿者没有把他们当作“盲人”看待，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

“对于一名盲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杨青风说，“拿着盲杖自己走，追求自由自主的生活，能够独立出行、独立思考，这才是当代盲人该有的样子。”

编辑/叶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