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写作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整体性地思考过乡土文学问题，甚至没有想过什么是乡土文学。

思考这样的问题，要求人换脑子，换思路。与写小说需要的那种从一种语调，一个场景，或一个人物进入状态的路径相反，需要一系列作品的系统阅读来支撑，再从这些作品来作一系列判断，归纳出一系列的标准和概念。我没有试图作过这样的工作，也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某些有可能属于这个范围的作品归入这个系列中去用一系列的定义与标准作审视。

现在为写这篇文章，强迫自己如此思考，就觉得乡土文学是一个太复杂的存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小说创造了一种范式，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便又有了别样的路数。土地革命战争中，带着革命理念下到乡村的周立波丁玲们是一种；国统区的沈从文们又是另外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中对农村集体化进程的书写，即便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但在文本的具体建构中，在尊重现实情形还是更高调地响应政策号召，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取舍，从赵树理、柳青到浩然也有天壤之别。更不要说新时期以来对乡土的书写众多作家各依各的经验，各依各的观念，各依各对不同流派的取法，多么地蔚为大观，成就斐然。所以，在我看来，乡土文学，体积庞大，离乡还是归乡，诗意盎然还是荒凉凋敝，各自写来，也是各有其理，各呈其志。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先试图去这序列中选了路线，站了位置，写作的意趣怕已经先失了九分不止。

好在我开始写作时，全没有这些知识，只是按自己的腔调，把对自己有触动的故事一一写来。不管题材的划分，只在自己感兴趣的事件与人物身上下功夫，在真实与虚构间，不断往返。写的过程中，主要致力于如何保证一篇小说的完成度；读的时候，不论古今中外，判断也很简单，看它是不是好小说，而不会先去想它是个什么题材。写的时间长了，读过的也越来越多，慢慢倒生出一种警惕：不写容易被归类的小说。题材被归类是一种，风格流派被归类是一种，我还面临最容易的一种，以族别身份的归类。所以，我总在有意无意地逃避被归类，把容易归类视为一种风险。

刚学习写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一些诗，十几个中短篇小说，我常常对自己的警告就是不要写得像已经成功的那些作品，更不要写得像盛行一时的这个派那个派。当然，最大的警惕，还不是乡土作家这个归类，我到今天一直惧怕的还是少数民族文学或者藏族文学这个归类。但这是一个强大的现实。不是哪个人想逃避就逃避得了的。但日深月久，长期的努力也产生了一点好处，就是在自己文本中，总会产生一些逸出已有归类标准，而使判断者犹疑不决的东西。即便在我觉得自己度过了写作练习期，依然坚持从归类中逃逸。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我希望不要被归类为族别的文学。从出版后批评界和读者的反应看，虽然有时也难免被如此这般归并一下，但总体上并不是和这个同类项下的那些作品完全等量齐观。这对自己自然就是一种鼓舞与安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去日本访问，受当地温泉文化的触发，写了一个中篇《遥远的温泉》，写故乡川西北高原上的温泉，和同样以温泉洁净身体和温润心灵的游牧族群。这是很容易风情化的一个题材，但我还是成功逸出了。因为在其中呈现了一个社会问题。对游牧民族来讲，有史以来，就是边界意识模糊，就在广阔地域中漫游——在漫游中生产与生活。当新的社会制度来了，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层级俨然的行政机构和生产单位，用今天的行政术语讲，叫网格化管理。相伴而来的是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不可逾越的边界陡然降临在这些边界意识模糊的人群头上，因此而起的生产与生活以至情感与心灵的改变。我将此作为我涉笔的重点，这就与向来书写乡村（草原牧场与海洋牧场）的作品有些区别了。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人们在讨论当下小说时也就几乎不讨论它。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逸出不便放在某一个归类里面。自有井田制以来，中国社会的编户齐民就是与土地所有制，与赋税徭役和社会治理结构紧密相关。当这样的体制向游牧社会迁延，所产生的种种张力，似乎又不在乡土文学惯常关注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我就开始了第二个长篇小说《机村史诗》的写作。这应该算是一部标准的乡土文学了。

这一回，我就是要写一个叫“机”的村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千年这五十年的历史。一个偏僻的乡村如何经历时代洪流的涤荡，在政治与经济的湍流冲激下的主动或被动的变化——或者是被这狂暴激流不断刷新的社会面貌，从地理到人心。核心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人。当一个以重新划分每个人的阶级成分（社会等级）和农业集体化（公有制替代私有制）的运动在整个国家范围内自上而下持续而强力地推进时，那些停滞社会中未明所以的人，突然就置身于时代的洪流，逐渐分化成适应变化的人和不适应变化的人；始终适应变化的人和暂时适应又终于落伍的人；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自觉的人和盲目的人；过一些时候，又终于从被动的人中产生少量主动的人。如果说，赛珍珠笔下的王龙们面对时代巨变多少还有些反应的时间与可能，就像《江村经济》中那些江南村落一样，还有时间与条件可以为应对巨变而对产业组织与方式进行一些调整。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巨变，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层层推进，传统社会的村民们则是在未曾完全理解的情形下就开始无条件实行。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切似乎又回到初成立时的原点，土地的经营权又回到每家农户手中。但情形其实和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了。不再是自给自足的时代了，而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了。和自给自足时代不同，土地（牧场与山林）的产出与定价不再是农户与农村自己，而是由相距遥远的城市来决定。农民依然置身于一种自己无从把握的力量控制之下，发现自己仍然置身于另一种时代激流中难以自控。一切都是“新”的。一切的“新”都层出不穷。刚刚初步适应此一种“新”，又被新起的彼一种“新”迅速打破。一个村落和栖身其中的人民就这样艰难前行，演进。

现在行政管理为追求效率，有一句话，“不换脑子就换人。”这是指行政架构中某一个具体的岗位（执行力节点），这当然是可行的，因为后面还储备有大量有心取而代之的人。但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整体，却无从进行这样的操作。我是以同情的态度书写那些跟进困难的百姓，写那些暂时可以跟进而终有一天也会落伍的人。同时，也抱着希望，一边观察一边书写，期待着真正的新人的产生。到小说将近结束，也就是上个世纪到达尾声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点这样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也有诡异之处，当农村里真成长出新人，成长出新农民，他们所构建的农村与农业已不能慰藉人们的乡愁了。

以后的写作，我就再没有碰触过可以严格归类为乡土文学的小说了。所以，《机村史诗》可能是我自己以为的唯一一部乡土文学。虽然其中涉及了文化和生态等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并不太关心的问题。比如森林，作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重要部分的森林的毁败与消失。

虽然后来《蘑菇圈》等中篇背景也在乡村，其实是写城市消费对乡村传统的解构，以及所产生的生态问题。

《云中记》对象也是乡村，但主旨考虑的是自然灾难对人生存环境的毁灭与人意志的不屈。

茅盾说过这样的话：“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能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对于运命的挣扎。”

《机村史诗》中的那个村子，五十年艰难刷新，五十年艰难求变，没有写成风情画，没有写成单纯的乡土志，我想就在于写出了中国大部分乡村（大城市近郊的乡村除外）的普遍命运。

我省的前辈作家李劼人，以写时代巨变中的《死水微澜》和《大波》著名。早在写这些小说的多年以前，他留学法国时就非常留心法国乡间的现实情形。1924年，他就写过一篇文章《法人最近的归田运动》，寄回国内发表。

在今年一月中间，法国好多报纸杂志都不期然而然的发出了一种公同言论，他们的标题不是“农民之不安”，便是“归田之运动”，主要论点便是说乡村生活破裂了，法人殷忧正深，势非赶紧设法救济不可。

为什么？工业化，城市化。

由于乡村生活破裂，大多数农人都变作了城市工人的原故。法国人在四五十年前，工厂业未十分发达的时候，各阶级中以农人占最多数……所以昔日的农产，不但可以自给，并且还有剩余输出；如今就因生活变化，城市吸收力过大，使农人等都不安其业，轻去乡土，机器的利用又未普及，芜田不治者日多，因而才酿出了这种社会恐慌。

毕竟，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乡土社会稳定时并未产生什么乡土文学。陶渊明孟浩然们书写的是田园诗。是归隐，是耕读。到鲁迅才产生真正的乡土文学。那已经是乡村社会破碎与凋零的开始。然后是战争，是土地所有制革命。是以国家意志实行的农业（牧业渔业）集体化道路在前苏联和中国的最大规模的实验。有关于此的文学书写，更多也是存史的意义了。

时间距李劼人观察法国乡村不过百年，当下中国，城镇化浪潮由时代驱使由政府提倡，城乡关系发生更深度调整，乡土面貌急剧变化，其间许多状况与症候，却也和李劼人笔下彼时法国的情形何其相像。再写乡土，如何着眼下笔，所得作品，成功与否，怕还得另铸乡土时另铸出与之相俦的乡土文学了。

这几天，在省人大参加一个地方立法的会议，激烈讨论的话题就是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真实背景其实就是，延续数千年的旧的农村与农业已将近终结，农村已经不再产生新一代的旧式农业劳动力，新的农村农人与农业尚在萌芽阶段。

从鲁迅开始写乡土的时候，乡土就已开始破败，中世纪却只是田园诗的时代。那么，未来的乡土文学是什么模样？又或者，曾经繁盛的乡土文学就该要退出舞台了。也许，每一次符合当下乡土文学定义的书写都是一次怅惘的告别。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