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共选诗310篇，计有五古40首、七古42首、五律80首、七律51首、五绝37首、七绝60首。此书选诗较精，涵盖面广，所选多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从具体诗人和诗作看，突出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典诗歌犹如灿烂群星，以其独特的魅力辉耀时空，久传不衰；而唐诗无疑是这浩瀚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仅按清代所编《全唐诗》统计，就有作者三千多人，诗篇五万余首。面对如此多的唐诗，若想全读，恐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在普及和流传过程中，就出现了许多唐诗选本，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唐诗三百首》。作家王蒙在《非常中国》中赞道：“最能表达汉语汉字特色的，我认为是中国的旧诗。一个懂中文的华人，只要认真读一下《唐诗三百首》，他或她的心态就不可能不中国化了。”

蘅塘退士和《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仅署名蘅塘退士。因此，在《唐诗三百首》成书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知道它的编者是蘅塘退士，却不知蘅塘退士姓甚名谁。

后来，朱自清在《〈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中说这本书“卷头有《题辞》，末尾记着‘时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二字，也许是选者的姓名。孙洙的事迹，因为眼前书少，还不能考出、印证。这件事只好暂时存疑”。由此开始，《唐诗三百首》编者的姓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经过多方考证，最后基本确定“蘅塘退士”的真实姓名就是孙洙。这本书实际上是孙洙和他的继室夫人徐兰英共同编成的。

人们对孙洙的了解，最早来自于金性尧的《唐诗三百首新注》。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孙洙的两段生平，分别来自顾光旭的《梁溪诗钞》和窦镇的《名儒言行录》。在此基础上，学者又通过其他史料，终于对孙洙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孙洙（1711—1778），字临西，或作苓西，别号蘅塘退士（一说号蘅塘，晚号退士），江苏无锡人。他幼年师从当地的吴鼐学习《易经》。十五岁为金匮县学庠生，即秀才。后入京师国子监学习，三十三岁中举，考授景山官学教习。三十五岁任职江苏上元县学教谕。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及第，此后历任顺天府大成、直隶卢龙、山东邹平等县知县，山东乡试考官，江宁府学教授等职。

在担任县令期间，他关心百姓疾苦，勤于政事，做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为了预防旱涝灾害，他捐银兴修水利，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孙洙一身正气，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每当卸任时，百姓哭泣着为他送行。孙洙还是一位清官，不贪不腐，两袖清风，告老还乡时，轻车简从，囊橐萧然。在担任山东乡试考官时，“所得皆知名士”。可见，孙洙在选拔人才上也是独具慧眼。为官期间，孙洙仍好学不倦。大城县官舍潮湿窄小，没有地方放书，也不利于存书，孙洙乃将县署旁边一向用作厨房的老屋改造成了书斋，并为它取名为“补庄”。一有空闲，他就在这“补庄”里诵读。应该说，孙洙能够编成《唐诗三百首》，与他深厚的学养功底是分不开的。

乾隆四十三年（1778），孙洙在无锡去世，葬于无锡城南陈湾里。孙洙能诗善文，还著有《蘅塘漫稿》《排闷录》《异闻记》等。

《唐诗三百首》共选诗310篇，计有五古40首、七古42首、五律80首、七律51首、五绝37首、七绝60首。道光年间，上元女史陈婉俊为之补注。四藤吟社刊刻时，以孙洙只录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的两首，未为全豹，故补入了其余三首，使总篇目达到312首。四藤吟社主人在为《唐诗三百首》写的序中称此书“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真正达到了畅销书的效果。

此书选诗较精，涵盖面广，所选多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从具体诗人和诗作看，突出盛唐和晚唐两个时期。盛唐突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和韦应物，晚唐则突出杜牧和李商隐。此外，为反映唐诗的整体面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在突出重点诗人的同时，编者还注意选取上自皇帝、宰相，下到僧人、歌女，这些能够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生活的诗人和诗作。在诗作题材上，则包含了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赠别远怀、边塞出征、思妇宫怨等。所选诗作风格或慷慨激昂，或哀怨悲歌，或飘逸豪放，或沉郁顿挫，但总体上符合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雅正”要求。

《唐诗三百首》的编纂目的

孙洙为什么要编这部唐诗选本呢？这可以从《蘅塘退士序》中得到答案。序文说：“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从这篇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孙洙编《唐诗三百首》是有三个目的。

首先，《唐诗三百首》是针对当时通行的蒙学读物《千家诗》编选不善而编的。“随手掇拾，工拙莫辨”是孙洙对《千家诗》的一个评价，这也意味着他选编唐诗要做到精挑细选（即不能“随手”），还要讲究“工”（即优秀的唐诗作品）。此外，孙洙还指出《千家诗》的范围“止五七律绝二体”，而不选古体诗。古体诗具有言志抒情的作用，重风骨，孙洙认为《千家诗》是本末倒置，会使人“堕入轻情志而逐声对的恶道”。再有，《千家诗》编选体例也很不合理，“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

其次，孙洙编《唐诗三百首》是“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作为家塾课本，也是他编这部书的初衷。孙洙做过教习、教谕和教授，因此对当时家塾所用的教材应该非常了解。或许是他对当时的家塾课本并不满意，而自己又做过老师，对学生学习、理解知识的能力有所了解，因此决定亲自动手编一部关于唐诗的教材。从孙洙对所选诗歌作的注来看，可谓是既简明，又清晰，便于学生的理解和使用。

第三，孙洙想尝试把自己选编的唐诗集，作为学诗和写诗的入门向导。编这本书时，正是他做江宁府教授之时，站在一府教授的角度指导学子学诗是很正常的。而且，清代科举考试，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从二十四年乡试开始，于第二场加试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也就是说，从这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既然要考，就要有如何作诗的参考书，而孙洙又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句谚语比较相信，因此他编了《唐诗三百首》，用来帮助学子学作诗、应科举。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功能

作为一部历经数百年而盛行不衰的唐代诗歌选本和启蒙读物，《唐诗三百首》还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我们称之为“诗教”。

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是自《诗经》以来形成的我国诗歌传统中最基本的社会功能。虽然《唐诗三百首》的选编者孙洙未曾明言此书的命名与《诗经》有什么关系，但提到“三百”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因为《诗经》又称“诗三百”，《论语·为政》中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句中的“诗三百”指的就是《诗经》。由于《诗经》在中国经学和文学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诗三百”便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有现代学者直接指出，《唐诗三百首》这个书名就是取“诗三百”之义。

在选篇上，《诗经》共收诗歌305篇，又有6篇有目无词的“笙诗”，共计311篇，说“诗三百”，乃取其整数而言。孙洙共选唐诗310首，数目和《诗经》十分相近，而且也取其整数以名诗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它对《诗经》内在传统的继承。

《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谆谆教导后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学习诗歌，既可以宣泄个人情志，又可以增长自然、社会知识，还可以很好地协调各种人际、人伦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教”功能。孙洙编《唐诗三百首》，自然也是受到了孔子关于诗之用的观点的启发。其目的就是通过温柔敦厚的诗教感发人心，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人格。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教育。

前面已经提到，孔子评价《诗经》为“思无邪”，而这三个字也成为《唐诗三百首》的选诗标准。比如此书卷八选录了郑畋的《马嵬坡》一诗：“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根据《全唐诗》所载诗篇统计，唐人写关于马嵬坡的诗近百首，其中不乏佳作，孙洙为何偏偏要选这一首呢？我们从他为此诗所加的批语中可以得到答案：“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原来，孙洙看重的是此诗体现出的“温柔敦厚”的教育意义。

再从选篇来看，《唐诗三百首》共收77位作者（包括“西鄙人”和无名氏）的作品，其中选杜甫的诗最多，达39首。可以说杜甫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均有选录，从青年时期的《望岳》，困守长安时期的《兵车行》《丽人行》，陷“贼”时的《春望》《月夜》，流离陇蜀和夔州时的《佳人》《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直到最后漂泊湖湘时的《登岳阳楼》，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编者为何对杜甫情有独钟呢？不仅仅是因为他学诗宗杜甫，更是因为“诗圣”杜甫的一生充满着忠君爱国的赤诚、感时忧民的忧虑，以及虽处颠沛流离却时刻心系家国黎民的执着，而这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体现。若论性情之正，若说“思无邪”，自当首推杜甫。纵观《唐诗三百首》，其他诗人的诗歌大致也不偏离此旨，即便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抒情之作，也是抒发清新纯正之情的佳品。

其次是情感教育。

诗歌的特质在于以情动人，诗歌的产生即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情感空乏之作是难以收到好的教化之效的，因此，情感教育也是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看到，孙洙编《唐诗三百首》不是为政治目的，而是以启蒙教育为主，于是在诗歌的选择上较为放得开。编者在《序》中说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进行编选，因此书中所选诗篇都是历经筛选后仍然在社会上广为传诵的佳作。而民间对诗歌的赏好，情感蕴涵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李商隐的《无题》诗向以晦涩难解著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评李商隐的诗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李商隐的诗之所以难解，是因为人们往往以传统比兴之意去索求其寄托，但诗中对此深义并无明确的指向，因此便一筹莫展。其实，读李商隐的诗，重点在于其中缠绵悱恻、深挚感人的朦胧情感，这是不需深求而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的。《唐诗三百首》选入《锦瑟》一诗及其《无题》诗六首，无疑看重了其诗歌的情感感染力。

此外，《唐诗三百首》还注重表现君臣、父子、亲朋等有关纲纪伦常之情的作品。像杜甫那首写伉俪相思之情的《月夜》，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忆弟深情打动人心的《月夜忆舍弟》，以及几首怀念李白的诗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月夜忆舍弟》的评语中，孙洙说道：“录少陵律诗，止就其纲常伦纪间至性至情流露之语，可以感发而兴起者，使学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几养正之义云。”元稹、白居易是以乐府见长的诗人，但《唐诗三百首》没有选他们的乐府之作，却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元稹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等，这些都是情深意挚、凄婉动人的抒情佳作。正是在这些亲情、友情、夫妇之情等平常而又普遍的人伦关系中，才能见出人类情感的平实而又伟大，杜甫深切的忧国爱民之念正是人伦情感的升华。唯有此至情至性，方能有更深更高的社会情感。孙洙选诗特别注重日常人情，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是审美教育。

孙洙说《唐诗三百首》是“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编选而成的，之所以“脍炙人口”，就是因为所选诗歌具有高度的审美性。具体说来，包括诗歌艺术和审美意境两个方面。

《唐诗三百首》非常注意选择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且还作了简要的评注。如杜甫《春望》开头两联批曰“四句十八层”，“烽火连三月”一句批曰“承感时”，“家书抵万金”一句批曰“承恨别”，将此诗的结构层次、意脉承接细细地剖析出来。对杜牧《秋夕》的批语是：“层层布景，是一幅着色人物画，只‘坐看’二字，逗出情思，便通身灵动。”指出其以景含情的艺术特点。在分析诗歌的艺术时，编者有对诗法的解释，但他更注重提醒读者优秀的诗歌应该是浑然一体、一气贯注的。例如，对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前两联的批语道：“二十字可作十五六层，而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对白居易的《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批道：“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可见编者十分注重诗歌的整体性、连贯性。这些诗歌艺术表现、艺术特征等方面的简明批语，虽然没有多少独到的见解，但对初学者来说，这种诗艺的指点还是非常必要的。

诗法、诗艺是作诗的基础，但并不是诗歌的最终目的。诗歌的最终目的是要具有高度的审美愉悦性，做到以情动人、以境感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唐诗的优美意境在山水田园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四位都是以写山水田园著称的诗人，《唐诗三百首》中录有多篇他们的作品。另外，书中还选入了一些诗人与王、孟等的唱和之作，如李白的《赠孟浩然》。写山水田园之趣的诗歌，约有60多首，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足见选家对此种诗歌意境的喜爱。

《唐诗三百首》对“神会”“神来”之作更是赞不绝口。如编者对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一诗的批语为：“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又称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气旋折，八句如一句，而开合动荡，元气浑然，自是神来之作。”

由此可以看出，《唐诗三百首》在审美上是有其独立的诗歌美学标准的，主要是：具有精工的艺术表现力、富于流美的诗歌韵律、蕴含真挚深厚的思想感情、饶有味道的悠然韵致。

总之，《唐诗三百首》是唐诗的缩影，这本包纳三百余首唐诗的选集体现了唐诗的风骨，展示了唐诗的精髓，突显了唐诗的灵魂。它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提高人们文学修养的同时，也使人获得不少教益。

本文来源：《月读》2018年第6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