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中轴线不仅是北京的建筑轴线，也是文化的轴线。晚清、民国年间，北京正阳门以南的天桥成为古都文化地标之一。其实在古都中轴线的悠久发展史上，有过元、清两座时代不同的南北“天桥”，万宁桥才是北京中轴线上最早的“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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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天桥非彼天桥
最早将元、清两代“天桥”混而为一的，是民国年间的方济川。他撰写的《天桥纳凉诗》记录了晚清、民国年间北京南城天桥地区的繁盛景象。其中提到：“水心亭上耽醇酒，歌舞台前听郑声。岂是长安人尽醉，不知大厦近将倾。”又称：“五百年前一石桥，今来此处也魂销。酒茶楼畔笙歌醉，车马丛中粉黛娇。”
方济川在诗中注称元人著有《题天桥词》：“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又于序中断言“桥在北京南门内，为元代妓舫游河必经之地”，直接将清代天桥的历史追溯到五百年以前，即始于元代的石桥。这一说法，1951年再经文化学者张次溪载入其编纂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此后广泛流传，多谓“北京的天桥，始建于元代”。
后人竞相征引“元人《题天桥词》”，以表明北京南城天桥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然而正如姜纬堂先生所言，此“元人”究竟为谁，所谓“天桥词”载于何处，却从未见考证。方济川诗中的摘引，当出自元代诗人许有壬的《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
柳梢烟重滴春娇，傍天桥，住兰桡。吹暖香云，何处一声箫。天上广寒宫阙近，金晃朗，翠岧峣。谁家花外酒旗高，故相招，尽飘摇。我政（正）悠然，云水永今朝。休道斜街风物好，才去此，便尘嚣。
方济川以许有壬词中提及“傍天桥，住兰桡”，故在自己赞咏天桥的《天桥纳凉诗》中笼统注为“元人《题天桥词》”。他将原词末句“休道斜街风物好，才去此，便尘嚣”，误录为“莫道斜街风物好，到此处，便魂销”，应是歌赋之时凭记忆夹注，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不必深究。但许有壬词中所说的元代“天桥”，是否就是晚清以来繁盛一时的城南天桥，却值得探讨。
许有壬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其《饮海子舟中答人招饮斜街》生动描绘了元代傍依“天桥”的海子附近柳绿春娇、箫笙宛转，一派莺歌燕舞的繁华景象。方济川或以其词中称友人“招饮斜街”，而清代天桥之北亦恰有以烟花柳巷闻名的杨梅竹斜街，遂将二者误而为一。然而此元代“天桥”，非彼之清代“天桥”；此元代“斜街”，亦非彼之清代“斜街”。
元大都中轴线确立示意图
“天桥”位于海子上
元初刘秉忠设计元大都的街巷大道时，基本上南北、东西方向取直，仅有钟鼓楼以西依原来水岸地势形成著名的斜街，亦即沿用至今的什刹海东岸鼓楼西大街。许有壬词题已明谓“饮海子舟中”，指出其聚饮地点为“海子”。
海子即元代大运河修通以后的积水潭，明代《长安客话》称其“汪洋如海，故名海子，俗呼海子套”。元代状元宋本曾作有《海子诗》：“渡桥西望似江乡，隔岸楼台罨画妆。十顷玻璃秋影碧，照人骑马入宫墙。”可见其地距离元代皇宫之近。许有壬词中的“广寒宫”，指的也正是元内廷琼华岛上的广寒殿。
广寒殿始于金代，元世祖至元初年重修，因地处海子之南，金碧辉煌，触目可及，故许有壬在词中感叹“天上广寒宫阙近，金晃朗，翠岧峣”。可见许有壬所说的“天桥”，显然就在大都城北的海子附近，与清代位于正阳门以南的天桥毫不相干。
事实上，许有壬所说这座北京史上最早的元代“天桥”，就是今古都中轴线上赫赫有名的万宁桥，亦名海子桥。
清代《日下旧闻考》引元代《析津志》有记：“万宁桥，在元（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海子桥又称越桥、月桥，俗称三座桥，明代以后还有北安桥、地安桥、后门桥等称呼。元礼部尚书马祖常所作《海子桥》诗称“南望蓬莱观，行人隔苑墙”，又谓“宫树飘秋叶，江船认石梁”。明初状元曾棨也作有以“海子桥”为名的诗歌，略谓：“鲸海遥通一水长，沧波深处石为梁。平铺碧甃连驰道，倒泻银河入苑墙。晴绿乍添垂柳色，春流时泛落花香。微茫迥隔蓬莱岛，不放飞尘入建章。”建章宫为汉武帝刘彻修建的皇家宫苑，这里借指元代繁华的宫廷建筑，形象地再现了元明海子桥别具一格的历史变迁与人文风景。
海子桥为何誉称“天桥”
许有壬之所以将元代海子桥誉称为“天桥”，或与清代城南“天桥”之得名相近，首先在于此桥为元代帝王往来两都必经的“天子之桥”。元世祖统一中原后，设上都、大都南北两都，并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每年二、三月草长莺飞之际，元帝率领宗王贵族、文武百官，浩浩荡荡从大都出发，到塞北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驻夏，处理政务。八、九月秋冷草黄时节，再从上都返回大都过冬。而每年春季元帝自大都北上，出宫最先经过的地方便是海子桥。秋季从上都南返，海子桥则成为其入宫前的最后一站。
西山泉水汇入城北积水潭后，江南船只可以直接驶入大都城。元世祖御驾途经海子桥时高兴地为“通惠河”赐名，以寄托“通畅南北、惠济天下”之旨。这座横跨河道南北的“天子之桥”，也由此见证了北京运河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幕。
其二，则是用来形容其桥面高峻，似“天上之桥”。元代海子桥为京杭大运河千里北上的终点所在，地处通惠河连接积水潭的关键位置。其时运河新通，千帆云集，竟日不息。海子桥西侧的澄清闸，成为控制运河水量、保证漕运畅通的关键设施。元人有诗描写澄清闸换闸之艰难：“六丁竭力用工夫，不用长虹枕海隅。石齿冷涵云迹润，树头寒挂月轮孤。”海子桥初为木桥，后来才改为石桥。由于桥下漕船往来频繁，桥梁距离水面自当留出相当高度。尤其是澄清上闸关闭、下闸开启时，运河水位下降，海子桥之高峻，更加引人注目。
到元代中后期，由于受水量限制，进入积水潭的漕船越来越少。《析津志》称为“盖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齐化门）城外居止，趋之者如归”。尤其是明初将北城墙南移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永乐年间又将原通惠河部分河道圈入皇城，千里漕运的终点码头便转移到城外大通桥、通州、张家湾沿线。元代繁华一时的城北积水潭，此后逐渐衰落。元朝灭亡以后，两都巡幸制度自然终止。因而明清时期的万宁桥，虽不失为城北胜迹，但屡经修葺后，不再拥有昔日“天子之桥”“天上之桥”的亮丽风采。元大都北城一代“天桥”的盛名，随之湮灭。这或也是清代“天桥”兴起后，时人将二者混为一谈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北京历史上有过两座著名的“天桥”，一为元代“天桥”，一为清代“天桥”。两座“天桥”一北一南，前后呼应，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成为古都中轴线上两座最为重要的“文化之桥”。尤其是称为元代“天桥”的海子桥，已成为古都中轴线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建筑，有“古都中轴线上第一桥”之美誉，也将在北京未来的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文/郑永华（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