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德国学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席勒传：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之后，近期由诗人、学者冯至翻译，在1980年代经其弟子范大灿校阅出版的席勒经典作品《审美教育书简》，在断版多年后由世纪文景出版。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这位才情横溢的作家因为剧作《强盗》（1871年）甚至在当时的法国也一度名驰遐迩。同时，他年仅33岁，就在歌德的推荐下获得了耶拿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席位。也正是在此教职任期里，他连续致信曾经恩惠于己的丹麦奥古斯滕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1721—1794）， 汇报与阐发其对人类审美教育的一系列见地，遂率先完成西方历史上对此专题所做的最为深入的探讨——《审美教育书简》（1794年）。席勒自称此乃“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心满意足的事情”。此书也让席勒实至名归地成为欧洲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

书评人默扉在评《席勒传：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时表示，除了自由之外，审美是席勒关注的另一个主题，他将此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发表于1795年的这部《审美教育书简》，表达出“经审美得自由”的经典观点，在席勒的美育观中，向来是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的，他将美根植于人的实践理性和人性深处，审美的角度去研究人类本身，这也让席勒成为西方审美人类学的开拓者。

《席勒传》《审美教育书简》中文版封面

在默扉看来，席勒将刚毅之美和柔软之美合而为一，无论是崇高还是优美，它们都应该是对于自由的显现，席勒也曾多次以文学作品阐述美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在道德层面的分析。然而，他虽一再地强调崇高引起的自由感是精神的、道德的，而非肉体的和技巧性的，现实却往往事与愿违，在他的作品引起大范围的反响和轰动之后，事态的发展与他所预料的开始相违背，自由逐渐成为一种宣泄激情的恣意妄为，而他所设想的美，更是成了“暴虐的遮羞布”。这一切都更让他坚定了美育的重要性，强制与暴力是无法让社会获得真正的文明和进步的，而审美才是让人们走向自由的必经之路。

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是在1904年由王国维介绍到中国来的。据学者丁宁考证，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深受德国美学尤其是席勒思想的影响，于1917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显然既不能求诸封建儒教，也不能借力于佛教，而对于国民性的塑造最有效的影响，就是那种可以直抵内心深处的艺术与美，因而，美育就成了不二首选，乃建构中国人现代性的重要根基……这听上去多么像是席勒的声音 ：“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第二封信）；“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第二十三封信）……

丁宁感叹，席勒曾经阐述过的美育途径、标准与理想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不可以绕过去的，而且还富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因为席勒与康德不同，他总是要超越人为的诸种界限，看到对立的方方面面走向均衡、统一的可能性及其非凡的意义。

第五封信（节选）

当今的时代和眼前的种种事变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吗？现在我就转而看一下这幅宏伟图画里最引人注目的对象。

的确，偏见的威望倒了，专制已被揭开了假面具，它虽然还有势力，可是再也不能诈取尊严。人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苏醒过来，大多数人都一致严正地要求恢复人不可丧失的权利。但是，他不只是要求，他还处处挺身而起，要用暴力夺取他认为无理地拒不给予他的东西。自然国家的大厦摇摇欲坠，它枯朽的基础正在崩溃；好像已经有了物质的可能性，法则可以登上宝座，人最终可以作为自我目的受到尊重，真正的自由可以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这是徒劳的美梦！现在还缺少道德的可能性，一个肯于慷慨施予的时机遇到了感觉迟钝的一代人。

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那么，在现代这场戏里画出的是些什么样的形象！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

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这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客观的人性有理由抱怨国家，而主观的人性必须尊重国家的种种措施。因此，既然国家还必须维护人的生存，那么，它忽略了人的天性的尊严，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国家忙于通过引力而分，通过聚合力而合，因而不可能想到教化力，这能责怪它吗？国家的解体就包含了它的答辩。解脱了羁绊的社会，不是向上驰入有机的生活，而是又堕入原始王国。

另一方面，文明阶级则显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这些毛病出于文明本身，这就更加令人厌恨。我记不清了，不知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高贵的事物一旦败坏就更为可恶。我们将会发现，这句话也符合道德方面的实情。若是自然之子，超出常轨，充其量会变成一个疯子，而有教养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卑鄙之徒。文雅的阶级由于理智的启蒙而感到自豪，这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整个看来，这种启蒙对人的意向并没有产生多少净化的影响，反倒通过准则把腐败给固定下来了。在自然的合法领域，我们拒绝了自然，而在道德领域我们却接受它的专制；我们抵抗自然的印象，与此同时又从它那里攫取我们的原则。我们道德习俗的那种矫饰的礼仪，否定了自然本可原谅的要求唱第一声部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唯物主义伦理学中却给予它最后的决定权。在最精于世故的社交中心，利己主义筑起了它的体系，我们受到了社会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颗向着社会的心。我们使我们的自由判断屈从于社会上专断的偏见，使我们的情感服从社会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的任性，以此来对抗社会的神圣权利。在粗野的自然人的胸中，还常有一颗同情的心在跳动；而在通达之士的胸中，由于骄傲的自满自足这颗心却在收缩，就像是从着火的城市逃难一样，每个人都只是设法从毁灭中抢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财物。有人认为，只要完全否定了多情和善感的毛病，就能抵御由它造成的混乱；嘲讽固然常常有效地惩戒了狂热分子，但也以同样毫不宽容的态度诽谤了最高贵的情感。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战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

第六封信（节选）

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时代的性格，我们就会感到惊奇，人类现在的形式与过去的，特别是希腊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面对任何其他的纯自然，我们都有理由因为我们有教养与文明而感到荣耀；可是面对希腊的自然，我们就不能享有这种荣誉，因为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希腊人不只是由于具有我们时代所缺少的纯朴而使我们感到惭愧，而且就以我们的长处来说——我们常常喜欢以这些长处来慰藉我们道德习俗的反自然的性质——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者，甚至常常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

那时，精神力正在壮美地觉醒，感性和精神还不是两个有严格区分的财物，因为还没有倾轧去刺激它们彼此敌对地相分离，各自划定自己的界限。诗还没有去追逐机智，抽象思辨还没有沾染上吹毛求疵的毛病。两者在必要时可以交换它们的任务，因为任何一方都尊崇真理，只是方式不同。理性虽然升得很高，但它总是怀着爱牵引物质随它而来；理性虽然把一切都区分得十分精细和鲜明，但它从不肢解任何东西。理性虽然也分解人的天性，放大以后再分散在壮丽的诸神身上，但是，它并不是把人的天性撕裂成碎片，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混合，因为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这同我们近代人完全不同！在我们这里，类属的图像也是放大以后分散在个体身上——但是，是分成了碎片，而不是千变万化的混合体，因而要想汇集出类属的整体性就不得不一个挨一个地去询问个体。几乎可以这样说，甚至我们的心力在经验中的表露也是被分割的，简直就像心理学家在想象中对它的区分一样。我们看到，不仅是单独的主体，就是整个阶级的人也只是发展他们天禀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就像在畸形生物身上看到的那样，连一点模糊的痕迹也看不到。

我不是没有认识到现在这一代人的长处，如果把他们当作一体放在知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那么，就是在古代最优秀的一代人面前，他们的长处也毫不逊色。不过，他们必须集合在一起才敢开始竞争，必须全体对全体进行较量。试问，有哪个单个的近代人敢于走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争夺人的价值？

虽然类属有长处，而个体有短处，这种状态从何而来？为什么单个的希腊人有资格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近代人就不敢如此呢？这是因为，前者的形式得之于结合一切的自然，后者的形式得之于区分一切的知性。

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这样，直觉知性和思辨知性就敌对地分布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怀着猜疑和嫉妒守护各自领域的界限。由于人们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因而随之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在不少情况下是以压制其他的天禀为己任的。一方面，过分旺盛的想象力把知性辛勤开垦的地方变成一片荒芜，另一方面，抽象精神又在扑灭那可以温暖心灵和点燃想象的火焰。

艺术和学术在人的内心世界所造成的这种错乱，政治的新精神使得它更全面、更普遍了。我们当然并不期望，古代共和国的那种简单的组织会比古代风俗习惯的单纯存在得更久。但是，这种简单的组织并没有上升成为更高级的生气勃勃的生活，而是沦为粗俗的机器。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即使有一些微末的残缺不全的断片把一个个部分联结到整体上，这些断片所依靠的形式也不是自主地产生的（因为谁会相信一架精巧的和怕见阳光的钟表会有形式的自由？），而是由一个把人的自由的审视力束缚得死死的公式无情地严格规定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

倘若公共社会把职业当作衡量人的标准；倘若他尊重甲公民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尊重乙公民是因为他有把一切都分得像表格一样精确的知解力，尊重丙公民是因为他有机械的技能；倘若它一方面不问性格如何只要求知识，相反，另一方面又为了一种遵守秩序的精神和奉公守法的行为就原谅知性的最大黑暗；倘若它让这些个别技能的内涵发展到什么程度，主体的外延到此就不得再发展——那么，为了充分扶植某种能带来荣誉和报酬的单独技能，就忽略了内心一切其他的天禀，这怎么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精力饱满的天才并不把他职业的界限当作他事业的界限；但是，具有中等才力的人，只完成他分内的事就已经耗尽了他那贫乏的全部精力，如果还有余力从事业余爱好而又无伤他的职业，那就肯定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另外，如果精力超过了任务，或者天才由于有更高的精神需要为自己的职务设了一个竞争者，那对国家来说是不足为法的。国家惟恐失掉它独占它仆人的权利，因而它就轻率地做出决定（而且谁能说它做得不对呢？），宁肯同库特瑞亚爱神也不愿同乌拉尼亚爱神共有它的仆人。

（《审美教育书简》[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著，冯至 范大灿/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