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铺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共同阶层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茶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虽然许多茶馆可以为各个阶层的人服务，但是相当多的茶馆存在着阶层自然的分野。

海粟在他的《茶铺众生相》里回忆，虽然成都有许多茶铺，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

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一个记者1936年在《新新新闻》上描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

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的。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铺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看来人们说茶铺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真是不假。同行业的、有共同爱好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休闲、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独自冥思，甚至度过一整天。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有茶铺这样的包容性吗？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作为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的喧嚣而又并不烦人的氛围之中。

（摘自《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王笛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