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多次遭遇家暴，赵丽萍想离婚而不能，她曾经绝望的站在楼顶的天台上，试图了结自己昏暗的人生，可想到儿子，她又放弃了。这不是儿子第一次救她的命，若不是因为儿子，她可能早就被丈夫掐死了。

2021年11月18日，作为家暴受害人出现在“多方联动，让家暴受害人救助更有效”研讨会上的赵丽萍，容光焕发，面泽红润。受助于“万家无暴”公益项目的她已离婚一年，走出阴霾。如今已成为志愿者的赵丽萍，愿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公开讲述自己曾经灰暗的人生，希望社会能够关注到家暴受害人的生存处境，让公众看到尊重家庭成员的重要。

讲述

她想离婚被威胁“弄死全家” 对丈夫的恐惧超过死亡

在家暴婚姻中的第三年，赵丽萍触碰到濒死的感觉，坚持想要离婚，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丈夫要约她出来谈谈。

赵丽萍并没有将自己遭遇家暴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她的父母，她不想让父母担心，也不想在外人面前把家丑传扬出去，她担心别人会说“你把家庭经营得如此失败”。所以，她没有可以依赖的同伴，丈夫约她去了一个茶楼，她很害怕，就带着三岁半的儿子一同前往。

潜意识里，这个小小的男孩子，是她唯一的护身符。

谈了还没有几句，丈夫见赵丽萍离婚的意愿很坚决，便威胁她说，如果要离婚的话，就把她全家都弄死。越说越急，丈夫一把掐住赵丽萍的脖子，把她推在墙上拎了起来，赵丽萍感觉自己双脚几乎离地，她的咽喉被卡住，说不出话来，大脑开始缺氧，脸色越来越红，红中发紫。她感觉，自己要死了。

三岁半的儿子没有办法保护妈妈，他只会在旁边大声哭，但正是这哭声让暴力得以中断。丈夫留下一句“你再好好想想”的话就离开了，赵丽萍瘫倒在地上，抱着孩子哭成一团。

赵丽萍和丈夫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接触了半年，便在父母的催促下结了婚。结婚以后，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多难以适应的地方，赵丽萍发现，其实她对丈夫的了解并不算深。

丈夫有赌博的恶习，结婚后便开始夜不归宿，每天赵丽萍下班回来的时候，丈夫就已经出去打牌了，到晚上赵丽萍睡下，他还没有回来。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都见不上丈夫几面。

赵丽萍对丈夫的事情很少过问，有时候她会觉得，不见总比见面好，因为只要丈夫在家两个人就少不了争吵，丈夫会用污言秽语辱骂赵丽萍。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乖乖女赵丽萍不会骂人，她只能选择沉默，但换来的却是更难听的骂声。

丈夫不仅仅骂她，还骂父母，骂孩子，有时候急了还把孩子拎着脚倒过来打。这反而让赵丽萍觉得，丈夫只是脾气不好，并不是完全针对她一个人。看在公婆和孩子的面上，她只能选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年，赵丽萍开始接到外面打来的催债电话，丈夫赌博欠的钱，统统都算到了她的头上。

她跟丈夫平心静气地谈过，希望他能戒掉赌博，出去找份工作，两个人一起赚钱把债还掉，让这个家重新好起来。但谈话的结果还是辱骂。

直到有一次，醉醺醺的丈夫凌晨回来，被吵醒的赵丽萍起来说了两句，丈夫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朝着她的肚子狠狠踹了两脚。

那是赵丽萍第一次挨打。

赵丽萍决定离婚，但丈夫不同意，她去法院起诉，折腾了好久，期间没少挨丈夫的打骂，但是法院认定“无法证明夫妻感情破裂”，拒绝离婚判决。

离婚不成，父母又劝她，毕竟孩子还小，离婚对孩子不好。丈夫有时候也会后悔，会跟她表现出悔改的态度。于是，赵丽萍又回家了。但丈夫悔改了还没有半年，又慢慢回到对她打骂的老路上。

赵丽萍躲出去，丈夫就追出去骂。债主们也纠缠不休，他们威胁赵丽萍，如果不把欠债还上，就拿他们的儿子“下手”，他们甚至还找来社会闲散人员，堵了赵丽萍经营的店铺大门。

赵丽萍曾经将被打骂的事情跟公公婆婆说，公婆起初还责怪丈夫一番，后来他们也开始遭受辱骂，再到最后，公婆只能跟她说：“这是你们小两口的事，我们管不了了。”

事情闹到这么大，赵丽萍的父母也听到了一些风声，但赵丽萍从来没有跟父母和盘托出过，她家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也都不知道赵丽萍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是见她日渐消瘦，精神萎靡。

赵丽萍开始出现了头疼头晕的症状，白天她提心吊胆，担心丈夫和债主找上她来，晚上她长期失眠，脑子里全是被打骂时的画面。有一次，到凌晨两三点，她好不容易才睡着，睡梦里，她和几个朋友正在聚餐，猛一回头发现丈夫就站在身后恶狠狠地看着她。

一声惊叫，赵丽萍从噩梦中醒来，她已经分不清这种恐惧是梦还是现实。

赵丽萍对丈夫的恐惧超过死亡。她不止一次地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来逃避现实，有一次丈夫打她，她把头伸向丈夫说：“你干脆把我打死吧，我不怕死。”

离婚不成，公婆不管，想躲也躲不开，想逃也逃不掉。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每天都在抑郁中度过。

获公益组织救助果断报警 派出所里她得到离婚允诺

这个时候，赵丽萍换了一份在公司上班的工作，有了一些闲暇的时间，她的一个朋友劝她多出来接触一下社会，或许自己的心情会好很多。便给她推荐了由当地妇联和一家名为“蓝天下”的公益组织共同发起的名为“周末爸妈”的活动——在周末陪伴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儿。

在这个公益活动中，赵丽萍认识了活动发起方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的创始人万飞。

“蓝天下”设置了很多心理学、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方面的教育课程。赵丽萍就是这些课程的学员，通过“周末爸妈”的公益活动，她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社会价值，通过这些学习，她开始逐渐剖析自我的这段婚姻：丈夫虽有赌博和骂人施暴的恶行，但也会照顾患病的爷爷，大义救助他人，听说儿子被同学欺负立马去找对方理论……

不过，赵丽萍自己的心结始终无法解开，她羞于向亲朋好友张口，哪怕是学习了心理学知识后，也没有向心理咨询师倾诉过自己的家暴婚姻。

在接触中，万飞看出了赵丽萍的抑郁，他说，那段时间赵丽萍的精神状态是典型的“印堂发黑，两眼无神”。

万飞开始引导赵丽萍，第一次，赵丽萍没有说出长期遭遇家暴的实情，第二次也没有说，后来，在万飞的心理疏导下，她将自己的家暴问题一点点道出。

尽管万飞倡导通过主动的互相改变去维系夫妻关系，但他对赵丽萍的家庭状况评估后认为，赵丽萍已经付出了很多，她很难再通过自我改变、调整沟通方式来维系婚姻。

万飞问赵丽萍：你觉得你能摆脱痛苦的方式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离婚！”赵丽萍说，“我只有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庭环境，我才能摆脱这种恐惧和折磨。”

“但是，我离不了啊……他不同意，法院也不判……”这才是赵丽萍的心结，她是无助的。

万飞告诉她，如果她有这个信念，就要坚定这个信念，法律会帮助她达成这个目标。万飞建议赵丽萍，如果再遭受家暴一定要报警。

2019年的一天，赵丽萍的丈夫把家庭矛盾闹到了她的公司，当着同事的面，赵丽萍被扇了一个耳光，她的脑袋嗡嗡响，左耳朵却听不见声音。在同事的拦阻下，丈夫没有施加更多的暴力。好心的同事拨打了120送她去了医院，气不过的同事还拨打了110报警。

两天后，赵丽萍的验伤结果出来了，这一耳光造成她耳膜穿孔，构成轻伤。

赵丽萍想起了万飞的话，她报警求助了，警方根据伤情鉴定判定其丈夫的行为已经构成拘留条件，征询她的意见是否要求拘留其丈夫。

但在征询其意见时，警方告诉赵丽萍，如果将其丈夫拘留的话，其档案里会记录案底，可能影响他们的孩子以后参加工作时的政审。

这下，又让赵丽萍犯了难。他向“蓝天下”求助，万飞说，除非他们的孩子以后从事一些特殊工作，否则不会有影响。咨询师告诉她：“你可以不拘留他，但要表达出拘留的态度。这样做是给其丈夫施压，帮助她达成离婚的目标。”

警察告知赵丽萍的丈夫要被拘留，他害怕了，只能去求赵丽萍，赵丽萍再次表达了离婚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儿子的抚养权和平分房产的条件。在派出所里，丈夫答应了赵丽萍。

两天后，赵丽萍与丈夫在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她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噩梦。

蜕变

逃离后体检指标变好了 用人生经历帮助他人

赵丽萍与前夫离婚后，她连家里的衣服都没有收拾，就带着孩子搬离了这个黑洞似的家，开启了新的生活。但万飞担心，赵丽萍会和很多家暴受害人一样，在心态上出现波动。因此一直对她给与持续的关注。

万飞说，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很多家暴受害者在达成离婚目标后，会出现反复，有的是丈夫声称能够痛改前非让受害人心软，有的则遭受丈夫的纠缠陷入更加疲惫恐惧的状态。很多人后来又复婚，复婚后又分开，有的人没有复婚，而是同居在一起，继续争吵。

好在，赵丽萍非常坚定，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她没有再次回到家暴婚姻的旋涡里去。万飞认为赵丽萍通过在“蓝天下”的学习，以及与心理咨询师的沟通，心态上已经成熟了很多。尤其值得称赞的一点是，赵丽萍对于孩子没有灌输仇恨，并且始终对孩子与前夫及公婆之间的关系持开放态度。

赵丽萍说，这是她通过这些年来的学习体会到的。她离婚的时候儿子10岁了，已经懂了很多事情。这些年来在家暴婚姻中，孩子潜移默化已经受到了一些影响，她不想再给孩子施加更多的仇恨和压力。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对婚姻和生活抱有希望，阳光开朗一些。

赵丽萍总是跟儿子说：爸爸其实还是爱你的，只是情绪控制不好，现在爸爸妈妈分开了，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但你如果想去见爸爸或者爷爷奶奶，随时都可以去。

前夫如果要求探视孩子，赵丽萍几乎从不拒绝。公婆家要聚会吃饭，她也会让儿子去参加。而她和前夫之间的交流，仅仅停留在针对孩子的就事论事上。

儿子也能够明白父母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亲眼目睹过妈妈被打，他自己也是家暴的受害者。在赵丽萍协议离婚前，儿子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你放过妈妈吧”。

万飞认为，赵丽萍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就避免了出现“离婚后双方抢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前不久赵丽萍去做了个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出奇得好，很多健康问题没有通过药物治疗都恢复了。她决定站出来，一遍遍地讲述自己曾经的悲惨遭遇，一遍遍地揭开自己的疮疤，帮助其他家暴受害者。万飞觉得这也是对赵丽萍的一种疗愈方式，在赵丽萍走上台前，他们通过心理咨询师给赵丽萍做过评估，认为她的身心状态已经非常好，可以站出来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她现在有时候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这说明她能够从自己的内心走出来了。”

现在，赵丽萍算是成功摆脱了家暴婚姻的人生，除了继续参与“周末爸妈”公益活动外，她还站出来成为“万家无暴”项目的志愿者，负责一些外联工作，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收获分享给同病相怜的家暴受害者们。“我觉得以我的亲身经历去讲述，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有一些共情的作用，干预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一份社会责任，也是自己的一个价值体现。”

她想告诉家暴的受害者们，遭遇暴力的时候不要一味地选择退让和容忍，要敢于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向司法机关和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早日抚平自己身心的疼痛。

分析

家暴并非家务事有致死性 离婚不是终极目标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基本理论学院教授王曦影的调研，据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2010）的结果显示，有24.7%的妇女遭遇过某种程度上的家庭暴力。据最高法201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10%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离婚案中有四分之一与家庭暴力有关。

身为一名人民警察的万飞，是在2014年临近退休岗位调整后，便想要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情，于是在妇联的帮助下成立了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当时，万飞并没有想好具体要做哪方面的工作。但公益组织开始运转后，他连续接到了四起关于家庭暴力的求助，这让万飞意识到家暴问题深深困扰着妇女和儿童的生活。

万飞认为，对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来说，离婚并不是终极目标，也不是最好的结果。他们还有心理疏导、惩戒施暴者、法律援助、安全庇护、紧急救济等需求，而这些又无法靠单一职能部门可以完成，公安、法院、妇联有各自的权限。即便是离婚的要求，受害人自己也经常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今天要离婚，明天又不想再提。因此，万飞通过自身在警方和妇联的资源，以“蓝天下”公益组织为纽带，发起了联动模式。

于是，从2015年开始，“蓝天下”与湖北监利市妇联共同持续实施“万家无暴”公益项目，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可持续联动反家暴模式。

万飞在工作中发现，家庭暴力对社会带来的危害远非“家务事”这么简单。他认为，家庭暴力的“危害极大，可致人死亡”。

万飞说，中国的警方在处理警情时，没有将“家庭暴力”或“家庭纠纷”单独当做一个案由，但是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故意伤害等案由中，有大量案件是家庭问题引起的。

除了致命性之外，家暴问题还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尤其是对儿童的伤害更甚。“蓝天下”照顾孤儿的“周末爸妈”公益项目里，有10个孩子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们或是父亲打死了母亲，而后父亲坐牢。或是母亲不堪忍受家暴而杀死父亲，而后获刑。这让他们的孩子，成为了事实上的“孤儿”。

万飞不认为家暴是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施暴者并不一定完全就是渣男，受害人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无辜。暴力是必须反对的，但其起因的家庭纠纷，往往是家庭双方沟通方式不畅造成的。

万飞举例说，他曾经接到过一个家暴受害人的案例，受害的妻子向他控诉丈夫的暴行，拿出微信聊天记录给他看，说：“万飞老师，你看我是不是跟他心平气和地谈话，可是他却回过头来骂我打我。”

但万飞在微信记录上却看到了指责，这位妻子对丈夫用了“天天一点点工资，残疾人的身高，面肥耳大”这样的词汇。“在夫妻沟通过程中，一方很敏感感受不到尊重，另一方面伤害了对方却不自知，矛盾便积累起来，最后逐渐升级为暴力。”万飞说。

所以，万飞一边协调公安和法院的力量承接施暴者、保护受害人，一边希望家庭双方能够学会沟通技巧，逐渐学习成长。

思考

惩戒越重复发率越低 多部门联动推动反家暴

身为一名人民警察，万飞深知法律惩戒的效果。所以，他坚决建议赵丽萍再次遭受暴力时要报警。万飞说：“都说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但报警是能够将家暴结束于那一次的最好方法。不求助，才会从1次升级为N次。”

万飞告诫家暴受害者，遭受家暴后要尽快报警。有的受害人可能担心，对方只是推我一下，或者踢我一脚，我身上没有伤痕，没有有力证据，警方会相信吗？万飞对所有家暴受害者分享说，民警都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只要报警够迅速，且受害人意念坚定的话，民警到现场就能看出端倪，而且在民警和法律的威慑下，施暴者也很难伪装下去。

万飞介绍，报警有三种，第一种是有效报警，第二种是无效报警，第三种是有害报警。所谓有害报警，就是警察来处理施暴人时，报警的受害人心软，反而拦住警方实施惩戒手段，想要息事宁人，最后民警只能撤出案件。这样的做法，反而助长了施暴人，会让他认为警察拿他没办法，报警也就不能成为威胁到他的武器。

“只要报警，就要让民警拿出实质性的惩戒措施来。够拘留标准的就要求拘留，不够拘留标准的，应该让民警开出告诫书。”万飞说。

告诫书，是《反家庭暴力法》中设立的告诫制度，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公安机关对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家庭暴力加害人采取训诫、教育、警示等非强制措施，督促加害人改正违法行为做出的一种行政指导。告诫书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有效证据，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定罪的从重依据。

有关数据显示，全国派出所参与调解处理的家庭矛盾纠纷有825万余起，有效预防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617万余起，但是开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却非常少，各个省份大约只有千份上下。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对于家暴提出了强制报告制度、告诫书制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从该法出台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仅5749份。

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始人、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李莹，近年来处理过500多起涉及婚姻家庭、家庭暴力、妇女儿童性侵案件，其发现有关权责部门一线人员对于《反家暴法》的理解适用不够。在基层法院，接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门槛很高，对家暴证据要求很高，这导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数量很低。

李莹认为，《反家暴法》中没有明确公安、法院、妇联、民政和社会公益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如果这些部门是隔离的，受害人可能就会处在一个孤岛之上的感觉，在一处碰壁就万念俱灰。通过社会组织的连接作用，通过立法和制度的确立，将各部门联动起来，才能让《反家暴法》更有效落实。

在实际工作中，万飞发现有的民警对于家暴类警情可以出具告诫书的制度并不十分清楚，尤其是一些基层年轻的民警，对于《反家庭暴力法》里的警方权限不够了解。对此，“蓝天下”的“万家无暴”项目推动湖北省公安机关将反家暴规范执法纳入新警员培训的必修课中，这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曦影在针对中国家庭暴力现状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对《反家暴法》更熟悉、得到更多上级支持的警察，比较不能容忍家暴。

在摸索反家暴联动模式以来，万飞的公益团队也曾经在监利市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研，他们发现，警方的惩戒力度与家暴复发率成反比，惩戒力度越强，家暴复发率越低。警方对施暴者给与口头警告处置的，家暴复发率为12.7%；发出告诫书的，家暴复发率为1.5%；而警方将施暴者拘留的，家暴复发率为0。

万飞补充说，这个“0”的背后，还有公益团队进行主动干预的原因。他和团队成员会到拘留所里，对家暴施暴者进行干预，让其意识到家庭暴力给社会、家庭和自身带来的不良后果。

“我会问他：你打老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你知道这样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因为打老婆被拘留，你难道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吗？”万飞说，这些问题对于被拘留的施暴者来说，是很触动他们内心的。反过来，万飞也会对受害人做回访，发现他们夫妻生活沟通中的问题根源，通过法律惩戒和心理干预，才能达到复发率为“0”这个数字。

在万飞看来，由于性格的原因，赵丽萍在整个家暴求助的过程中，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但好在这位温婉的女人，对于自己逃离家暴环境的目标一直很坚定，她只是出现了短暂求助无门的情况。在现实中，遭遇家暴的受害者大多都是性格相对被动的人，他想告诉这些受害者，向家暴反击其实是有方法的，司法部门和社会组织是可以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联动机制可以推动相对被动的受害人摆脱家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