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的“中国考古百年”系列活动之“纪念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

28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柳士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四川省文物局局长王毅等在会议上，围绕古蜀文明、金沙与三星堆的重大发现展开了探索，多角度、多思维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新的认识，开拓了探索古蜀文明新的研究途径与思路。

恰逢其时的特殊时期

在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上 不可多见

“这次会议在恰逢其时的特殊时期召开。”28日上午11点，在听完20余位来自全国的专家发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上台进行学术总结发言。

朱乃诚表示：20年前，成都金沙遗址惊世而出，震惊海内外，被誉为“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从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不仅填补了古蜀研究的空白，甚至改写了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20年后，金沙遗址不仅从考古工地转变为市民家门口的博物馆，更在不断推进遗址研究的同时，凭借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展览展示等方面的创新，创造出一条独特的遗址类博物馆发展之路——“金沙模式”；20年来，学术界对金沙遗址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努力下，把金沙祭祀区的这一批重大发现，十分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考古发掘资料，经过长期的精心整理、细心分析与潜心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部可以传世的考古报告专刊。“据说，如果不是因疫情影响出版，这次会上将正式面世，值得期盼与纪念。”

而这次会议正值三星堆遗址再次发现六个大型祭祀坑、正在出土大批精美文物之时，有的坑刚揭取了全部的文物。朱乃诚说，三星堆与金沙密不可分，当三星堆正经历着重大发现的同时，金沙则组织汇聚一批学者在讨论与这一重大发现有关的学术问题，“与重大发现同步召开学术会议，重大发现与深入探讨紧密互动，这在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推进古蜀文明研究进程

有新的言论也留下了新的课题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对三星堆、金沙重要遗存的各种深挖细读的研究，爆发了闪烁智慧的认识。在认真听取各方观点后，朱乃诚认为，这使得该会议在古蜀文明研究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金沙的发现拓展了对古蜀的认知。”朱乃诚认为，会上有多位学者对金沙考古资料进行了深入解读，对金沙遗址进行了深入探索：

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周志清对金沙遗址系列发现和研究进展予以全面介绍，阐发了对金沙遗址的一些新的认识，这对于大多数与会代表而言，都十分新颖；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姜铭，分析了金沙遗址出土与祭祀有关的植物遗存，进而探索祭祀活动出现的时间；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遗产保护与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郑漫丽分析了金沙祭祀区25处动物遗存，窥探专门使用于祭祀的动物种类。她还分析十二桥遗址、金河路等许多地点的动物遗存，从中窥探当时成都平原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类与家畜种类与规模，以及制作骨器的骨料问题，提出了可能存在的与圈栏饲养动物有关的建筑遗存等。

尤其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前副所长卜工教授，重点阐述了金沙遗址发掘、保护、展示的“金沙模式”的重要意义。

“这些分析研究都十分具体。其中对铜容器残片的分析，涉及到金沙祭祀区使用的铜器的种类、文化特征，以及年代、遗址性质，还有与其它地区的青铜文化交流等一些敏感问题，是开拓金沙文化遗存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朱乃诚说，这些讨论对于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等遗址的年代分析，产生有不同的认识，也将成为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星堆-金沙共同体”的精神世界

在会议中，相关学者就探索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文化现象，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从宏观方面，探索三星堆与金沙所代表的古蜀与夏商王朝的关系；来自国外的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罗文通过远程连线，对比了三星堆与金沙所揭示的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分析了三星堆与金沙所呈现出的共同体现象，阐发了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蜀地商周时期共主联盟的考古学遗存这一重要认识。

朱乃诚认为，彭邦本在发言中，通过分析三星堆与金沙大小铜人的不同发饰，甄别出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物，编发发饰族群是重要的与盟邦国人物，盘发发饰代表的是“南中”（川南云贵）族群，形成的三星堆-金沙共同体，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巨大的地域性邦国族群联盟这一认识。以实证方式考证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存所属的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部族的人物特征，以及当时的文明社会的结构与特点，很有意义。

从三星堆到金沙，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会议中，专家学者们也不断探索着三星堆与金沙文化遗存所体现的精神世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霍巍从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和纹饰图案中探讨出两者对日月同辉的认知和当时思想表述记录、承传的方式，并通过祭祀遗存，探索出当时精神世界的知识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则通过与古埃及太阳神图像的对比，尤其是明确日乌与阳鸟两者的区别，分析出白陶日乌、彩陶日乌、红山玉鸮、史前两面神玉雕、鸟冠玉神、商代铜鸟玉鸟等，以及三星堆金沙的各种鸟类遗存，探索距今8000年至汉代的“日乌”图像谱系，解读了金沙四鸟绕日金箔饰等的深层含义。

在最后，朱乃诚表示，此次会议中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认知，加上三星堆新的6个坑全面清理和文物的全面提取，标志着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可以明确，研究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明的一些问题，需要从金沙遗址、金沙文明、金沙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研究金沙遗址、研究金沙文明、研究金沙文化，自然也需要结合三星堆的角度，才能得到深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

成都的文明可以直接追溯到金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您如何看待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

郭伟民：三星堆和金沙在系统上是一致的，两种体系也有细微的差别，涉及到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文化形态上面也明显体现出来了。很多专家也通过很详实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从整个三星堆和金沙的文化源头来看，最基本的继承是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再往上追到了中原，到了黄河流域。当然这里面也有外来的因素，比如宝墩时期的城墙堆筑的技术。

从稻作农业上看，从宝墩文化开始到三星堆、金沙，稻作农业进入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它带来的实际上是长江流域的文明体系，中原、西北、东边等的技术汇聚到这里，呈现出来了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吸收，同时也具有创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金沙遗址在整个中华文明历程中，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郭伟民：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金沙所代表的，是中华文明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中，主要以中原为中心，以多元文明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因素交流与融合所形成。

我们看到从三星堆到金沙，它正好处在中原的时代变迁中，在商周时期的社会变化之中。通过史书、考古研究也能看到，当时的西南地区的族群和集团，参与了中原融进中国的过程。说明四川一带从来就没有独立于中国之外，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既然成都的根源是来源于金沙遗址，那么，我们从金沙传承下来的文化，其历史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郭伟民：毫无疑问，成都的历史直接可以往上追到金沙，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成都这些年的考古的工作，已经把整个历史连起来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再到秦汉，成都的历史文化脉络非常清晰，时间顺序也非常完整，所以，成都的文化肯定可以追溯到金沙，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

成都的“天府文化”中就说到了创新创造、乐观包容，这个便是可以从金沙遗址中看到的。我觉得这是成都文化、成都文明的最基本特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方向明：

金沙和三星堆是一个整体

方向明表示，他在听各位专家探讨金沙、三星堆文化的时候，自然而然也联想到了中国浙江钱塘江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良渚文化”。他说，金沙遗址的十节玉琮就源于良渚文化，玉琮是良渚的典型器物。

方向明认为，良渚之后，玉琮的扩散和影响，最西的到成都平原，几乎囊括大半个中国，这个过程中琮发生了很大变化。

“良渚和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之间，不能简单说‘你传给我，我传给你’，要从更大的时空来理解。但把传来的东西加以改造，由此可见，上古时候，整个中华大地有彼此认同的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观念。”方向明说。

在方向明看来，三星堆的最新发掘，分期年代是很大的基础性工作。“我作为局外人，我还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哪怕有先后和交错，反映的是不同祭祀。”

奇琴伊察博物馆馆长马可·安东尼·桑托斯：

玛雅文明和金沙有共同的符号象征

马可·安东尼·桑托斯，通过线上连线，向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表示祝贺。

他表示，中美洲玛雅文明尤其是奇琴伊察与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两种文化的关系和共同的符号象征。“我们以众所周知的元素——如今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与四只神鸟为例将这些元素联系起来。对于在中美洲的玛雅人来说，太阳和神鸟也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他认为，这意味着在那时候，在亚洲和美洲的人类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表现非常相似。

“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注意符号象征是不分时间和空间重复出现的，而玛雅文明和金沙遗址之间也有同样的意义，无论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马可·安东尼·桑托斯说。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

古蜀玉器绝大部分是就地取材

王方以《寻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为题，详尽讲述了古蜀玉器、玉料的分析成果。她表示，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超千件，而金沙已经超过三千件，从种类、材质、工艺等来看，金沙遗址在三星堆的基础上都有更大的发展。

王方表示，自2001年以来，对金沙玉器的玉料鉴定与分析工作，主要有四次，结果表明，金沙玉器材料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等，“可见金沙时期玉料种类极其广泛。”王方说。

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进行的初步观察与对比，王方表示，其明确了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可以看出古蜀玉器除极少数是由外部区域直接输入外，绝大部分的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材料的来源一部分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遗址周围的河漫滩地和山间谷地中采集而来。”

文/乔雪阳 曾琦 陈谋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