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外逃15年的“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罗卫民回国投案。

今年年初，“天网2021”行动整装出发。半年来，追逃追赃工作收获一份可喜的成绩单——

1月至6月，共追回外逃人员602人，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64人，追回赃款151.5亿元。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部署，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继续保持力度和韧劲，克服境外疫情持续蔓延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扎实开展重点个案攻坚，推动一批外逃人员相继归案，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庆祝建党100周年。

始终保持追逃追赃工作高压态势，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2021年1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外逃8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齐柏成、陶亚文回国投案。

两天前，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工作报告提出，“精准制定追逃防逃追赃策略，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为持续深入开展追逃追赃工作举旗定向。齐柏成和陶亚文作为五次全会后首起从境外回国投案的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无疑是追逃追赃工作延续高压态势的有力注脚。

齐柏成是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铁路局调度所行车调度室值班副主任。陶亚文，原牡丹江市铁路货物处职工，是齐柏成之妻。二人涉嫌受贿罪于2012年外逃。

“我省职务犯罪在逃案件，均是时间跨度长、有效线索少的陈年积案，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姜宏伟说。

去年12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整合优化资源，指定第十四审查调查室专门承担省追逃办的日常工作，正式加挂“追逃追赃室”牌子，对全省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进行统筹。同时，省追逃办成员单位由9家增加到13家，建立起信息共享、协作联动、结果反馈机制。

单独设立追逃追赃室，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直接带来追逃追赃战斗力的提升，使齐柏成、陶亚文案初战告捷。紧接着，潜逃16年的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吴杰凯被成功抓获归案，成为今年以来全国首名归案的正厅级干部。

“吴杰凯的抓获归案，为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积累了追逃经验，显示出纪检监察机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能力，有力地震慑了其他外逃腐败分子。”黑龙江省纪委监委追逃追赃室有关负责人说。

2月24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21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启动“天网2021”行动。此次行动要求各地对近年出逃、县处级以上、涉案金额较大、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持续释放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的强烈信号。

一天后，捷报传来——外逃15年的“红通人员”、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房管局原局长蔡瑛回国投案。蔡瑛于2006年3月外逃。福州市、仓山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冻结其国内涉案资产，使蔡瑛在经济上“断血”。强大震慑下，回国投案成了蔡瑛的唯一正确选择。

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是纪检监察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追逃的典型做法。近年来，办案机关充分运用国际规则和国内法律，深入开展反腐败国际司法执法合作，依法依规开展追逃追赃工作，形成有力法律震慑。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原副书记冼国良外逃后，追逃追赃专班经过细致、谨慎的分析研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并积极开展对外执法合作，进一步封死其后路。

在国内，江门市纪委监委依纪依法对涉案不动产、车辆、账户等采取限制交易或冻结措施，切断冼国良的资金供应，彻底击碎其躲进“避罪天堂”的幻想。

“冼国良作为领导干部，侵吞人民财产供其个人挥霍，妄图以合法形式包装掩盖腐败行为，案发后畏罪潜逃海外，影响恶劣。”广东省追逃办主要负责人说。

按照“天网2021”行动总体安排，中央追逃办自今年3月至12月，组织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开展2021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像冼国良这类政治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外逃案件正是专项行动的追逃重点。

中央追逃办于3月派出四个工作组，赴有关省区市调研督导推进追逃追赃重点案件，实现对未归案40名“百名红通人员” 督导全覆盖，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协调解决遇到的难题，上下联动、协作配合，有效增强了追逃追赃工作合力。

在全面梳理、准确掌握外逃人员底数的基础上，各地对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公开曝光的重点案件，明确责任、专人专班，心无旁骛、强力攻坚，一批重点外逃人员陆续归案，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重点领域追逃追赃捷报频传，在追逃的同时加大追赃力度，着力破解资产查找、冻结、没收、返还等难题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新一年深化反腐败斗争作出部署，提出持续惩治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加大国企领域追逃追赃力度一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重点。梳理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成果，国企领域追逃追赃取得的进展引人关注。

1月20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黄义德回国投案的消息公布。黄义德是湖南大美物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共同贪污国有资产，并于2019年2月潜逃境外，影响十分恶劣，其归案是纪检监察机关深化国企领域反腐败、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重要成果。尽管黄义德的身份是私营企业主，但只要涉及腐败问题、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纪检监察机关都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民生领域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直接啃食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历次中央纪委全会都将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作为重要工作任务。追逃追赃工作始终积极回应百姓期盼，加大民生领域外逃腐败分子追逃力度，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近期，广东省江门市追逃办啃下的一块硬骨头，就是民生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5月11日，潜逃20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梁月梅在珠海市被缉拿归案。

2000年2月至2001年10月期间，梁月梅利用担任开平市三埠街道办事处星光居委会出纳员的职务便利，通过从居委会账户提取现金以及收取村民电费、孤儿资助款等不入账的手段，涉嫌挪用资金约27.29万元，于2001年10月外逃。

为了攻克梁月梅案悬而不决的瓶颈，追逃专班人员借助传统、新兴媒体广泛发布悬赏通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某新媒体平台用户提供的一个化名为“黄静”的线索，为案子的突破带来转机。

同时，办案人员依靠科技手段开展缜密排查，在发现梁月梅的活动踪迹后，开平市纪委监委、公安机关果断采取措施，成功在珠海市某出租屋内将梁月梅抓获。

监察法颁布施行后，非党员身份的村干部等接受监察调查的消息屡见不鲜。这些新增监察对象被全部纳入追逃追赃的范围，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

6月28日，广东省鹤山市沙坪街道越塘村委会原主任冯德文回国投案。2018年9月12日，鹤山市公安局对其立案侦查；2018年9月18日，冯德文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因冯德文属监察对象，2018年底被列为纪检监察机关追逃对象。

今年是“追赃工作年”，各级追逃追赃部门在追逃的同时加大追赃力度，着力破解资产查找、冻结、没收、返还等难题。

追逃专班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等搜集排查冯德文名下及实际控制资产情况，抢在冯德文转移前依法对其涉案资金约3821万元人民币和12套铺位房产进行冻结查封，使其无法享受赃款“红利”，最大程度挽回国家损失。经过办案人员的艰苦工作，该案目前已追回赃款人民币2000万元，冯德文自愿退缴剩余赃款人民币5819万元。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对涉腐洗钱行为打击力度。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密切相关，腐败分子有的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有的将赃款通过地下钱庄转存境外，妄图瞒天过海。持续打击、严厉惩治涉腐洗钱行为，将提高腐败分子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成本，对其形成有力震慑。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相关条文作出修改，为打击涉腐洗钱犯罪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

4月22日，职务犯罪涉案人员邱堂善的归国投案，成为今年追回的涉腐洗钱犯罪嫌疑人典型。

2019年8月2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监委在对一起某国企领导干部涉嫌贪污受贿案调查过程中，发现邱堂善帮助该领导干部掩饰、隐瞒通过贪污贿赂手段所得的一千多万元赃款，涉嫌洗钱犯罪，将有关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

“邱堂善虽不是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但其帮助腐败分子掩饰犯罪所得，将赃款转移、洗白的行为为贪腐发生大开方便之门，社会影响极坏。”江苏省追逃办副主任葛夕芳说。

近年来，“天网行动”持续加大对涉腐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精准破解境内交易与境外套现交织问题，让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

根据“天网2021”行动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既持续打击通过地下钱庄洗钱行为，又重视打击近年出现的通过虚拟货币等方式洗钱行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通过对洗钱通道的精准摸排和打击，今年上半年追赃金额同比大幅跃升，达151.5亿元，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去年共追回外逃行贿人129名，其中，外逃时间最长的19年

6月11日，出逃境外近6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关秩龙主动归国投案。值得注意的是，关秩龙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原安监局科员，因涉嫌行贿罪于2015年7月外逃。

“天网2021”行动追回的行贿人不只关秩龙。从涉嫌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行贿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梁作法、周志军和张继平归国投案，到向公职人员行贿的余芳飞投案自首，“天网行动”针对“围猎者”持续发力，“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的指向愈加清晰。

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12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追回外逃行贿人129名，其中，外逃时间最长的19年，外逃当年追回的行贿人有97人，占追回外逃行贿人总数的75.2%。

行贿行为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使法律对行贿和受贿双方都具有同等的威慑力，让心存侥幸的违纪违法人员认清形势，使行贿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打击行贿行为也是完善贿赂案件证据链条的重要工作，有助于将腐败犯罪的“全环节”纳入严惩范围，推进标本兼治，维护法治权威。

外逃行贿人大多是查办公职人员贪腐案件露出的“马脚”，顺着这条线索往往能锁定关键证据。例如，前期由于缺乏直接的违法犯罪证据，监察机关无法对关秩龙采取有关法律措施。在对关秩龙的社会关系进行筛查时，专班人员发现关秩龙的出逃时间与南海区原副区长冯永康被查的时间高度吻合。经过调查核实，追逃专班获取了关秩龙涉嫌行贿冯永康的关键证据，南海区纪委监委对关秩龙立案调查。

更常见的情况是，行贿人是公职人员贪腐案件的重要涉案人，对外逃行贿人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有利于推动国内贪腐案件的审查调查工作，服务反腐败工作大局。

此前，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燕福龙专案过程中发现，辽宁安泰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作法为感谢燕福龙帮助其公司获得有关工程，多次向其行贿。

保定市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对梁作法涉嫌单位行贿罪立案侦查，发现梁作法已外逃。办案机关持续推进对梁作法的追逃追赃工作，最终促使其主动回国投案，积极配合调查。

梁作法通过行贿国企领导人员非法获得工程项目，是典型的国企领域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将其追回并彻查，是贯彻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追要求的实际成果。

行贿与受贿、围猎与被围猎，犹如孪生“兄弟”，严重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我们将坚决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积极运用国际规则，深入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决不让任何外逃人员逍遥法外。”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说，“奉劝在逃犯罪嫌疑人不要心存侥幸，早日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文/王卓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