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东海郡承（今山东兰陵）人匡衡，幼时“凿壁借光”的故事，成为照亮贫寒子弟刻苦求知路上的一盏“小桔灯”。但令人唏嘘的是，2000多年前成功“逆袭”的典范匡衡，暮年却因“专地盗土”被贬为庶人，恶名昭彰。

《汉书·匡张孔马传》说，匡衡家世代务农，因家境贫寒，匡衡很小就“庸作以供资用”。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古文经学开创者刘歆据此创作的“凿壁借光”故事，成为贫寒子弟勤奋读书的标杆。《西京杂记》卷第二“闻《诗》解颐”条曰：“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后来，匡衡到一个大字不识、“家富多书”的土财主文不识家打工，不要报酬，“愿得主人书遍读之”。文不识非常感慨，“资给以书，遂成大学”。匡衡还是“诗经癖”，当时社会流行一句话：“无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颐。”匡衡很快成为超级网红，“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匡衡顺利成为太子刘奭的老师，并很受太子待见。

刘奭（汉元帝）即位不久，“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匡衡的学问一下子派上用场，他引用《诗经》上行下效的道理规劝汉元帝，希望他注重教化，让百姓有向善之心，懂得礼让。“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匡衡的奏答很对刘奭的口味，匡衡由此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多次上书表达理政的意见，陈述治国之道，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时，他总按经典答对，言合法义，深得汉元帝信任。匡衡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匡衡的主张得到汉元帝、汉成帝的大力支持，以致汉朝中期后兴起了独尊儒术、推重经学、微言大义的社会风尚。匡衡也由光禄大夫升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并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升任丞相，位列三公，封乐安侯，堪称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

其实，汉元帝、汉成帝眼中“遵修法度，勤劳公事”的这位良吏，并非传统的“书呆子”，他为官非常世故圆滑且教子无方。汉元帝后期十分宠信宦官、中书令石显，身为丞相的匡衡“畏显，不敢失其意”。汉成帝刘鷔即位后，匡衡联络御史大夫甄谭等弹劾石显及党羽。正直的司隶校尉王尊等实在看不下去“两面人”匡衡的表演，便向皇帝检举他。吓得匡衡连夜“上疏谢罪，称病乞骸骨”。汉成帝不仅没降罪，还多次安慰他，赐爵位、美酒、肥牛、封地。没过多久，匡衡的大儿子、时任越骑校尉的匡昌“醉杀人”，被缉拿归案，“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事发后，匡衡“免冠徒跣待罪”，又被刘鷔阻止。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压垮匡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按西汉法律规定，匡衡因封侯所赐土地为三千一百顷，但他利用“郡图失误”，测量时给自己增加了“四百顷”。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重新“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下属向匡衡汇报了此事，可匡衡将错就错，不愿吐出到嘴的肥肉，地方官员畏惧他的权势，不敢严格执法，就睁一眼闭一眼任匡衡非法侵占这些土地。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司隶校尉骏等大臣便联名弹劾匡衡“专地盗土”。根据汉代法律，“赃在十金以上，即犯重罪”，（匡）衡多占四百顷土地所收租子远在十金以上，应当严惩不贷。但汉成帝于心不忍，只将匡衡从位极人臣的丞相一撸到底，变成普通百姓，几年后他便一命呜呼。

文/赵柒斤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