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战场的烈焰，高剑父绘（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如同撕裂长空的霹雳，震动整个中国。战火迅速蔓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的消息传来，濠江之水仿佛也沉重了几分。原本宁静的澳门半岛，瞬间成为流亡者的“避难所”。扶老携幼、衣衫褴褛的难民，如同被飓风驱散的落叶，仓皇穿过拱北的界碑，涌向这暂时未被战火吞噬的“孤岛”。狭窄的街道陡然拥挤，悲怆的眼神与沉重的行囊，无声诉说着家国之痛。濠江默默接纳着这一切，它蜿蜒流淌，成为这段苦难历史的静默见证者。

当时在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门，因其特殊的中立地位，在日寇铁蹄横扫东亚之际，成为东亚唯一未被直接占领的“孤岛”。然而，这“孤岛”绝非世外桃源。葡萄牙的“中立”在侵略者的虎视眈眈下显得脆弱而微妙。烽烟虽未直接燃及澳门，但战争的阴影、同胞的苦难、救亡的呐喊，却如海潮般不可阻挡地涌入这片狭小的土地。每一波难民的涌入，都加深了澳门的负担，也无声地注入了不屈的民族血脉与救亡图存的强烈意志。

一

面对国难，澳门同胞迅速行动。1937年，澳门四界（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成为澳门救亡社团中规模最大、影响至深的团体。他们组织募捐、义演、义卖，将涓滴之力汇成支援前线的洪流。与此同时，文化界的抗争率先在纸墨间迸发。一批心怀家国的文人志士，以笔为戈，创办或利用报刊，在“中立”的夹缝中开辟出抗战宣传的阵地。

《朝阳日报》与《大众报》是抗战初期澳门重要的喉舌。《朝阳日报》以其鲜明的立场，大量报道战况，揭露日寇暴行，鼓舞同胞斗志。《大众报》更是成为澳门宣传抗战、团结民众的坚强堡垒。其社论、时评如匕首投枪，直刺敌伪心脏；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小说，则如号角战鼓，激荡着读者的民族情感。一篇篇文章标题如刀，笔锋似火，在看似平静的孤岛上，点燃了熊熊的心火。一纸新闻，承载着的是民族不灭的魂魄。

《新声日报》《华侨报》等报刊亦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或在新闻报道中传递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或在副刊版面刊登充满爱国激情的文艺作品，共同构建起澳门抗战舆论的坚强阵地。

当文字的力量在纸上迸发，另一种更直接、更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也在澳门的陋巷棚户间蓬勃兴起——话剧，以其直观的冲击力，成为动员民众、宣传抗战的利器。

绿光剧社、前锋剧社、晓钟剧社、起来剧社、艺联剧团（原名中国艺联剧团，因日本势力干涉，而将“中国”二字删去）……一个个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排演的多是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宣传抗日的话剧，如《烙痕》《放下你的鞭子》《重逢》等。

演员们在浸透汗水的戏服下，眼神如炬。他们的台词不仅是台词，更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他们的表演不仅是表演，更是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舞台上的每一次演出，都是投向黑暗的精神炸弹。

当戏剧在舞台上呐喊，书画界则以静默而深沉的力量，表达着同样的抗争意志。

抗战期间，高剑父、关山月、司徒奇、何磊等一批知名画家避难于澳门，进行了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和慈善活动，并将义卖所得款项捐给抗战事业。1939年6月，高剑父等在澳门商会2楼举行“春睡画院留澳同仁画展”，共展出200多幅画进行义卖，救济灾民。1940年1月，关山月在濠江中学举行抗日画展，轰动港澳地区。1944年3月，澳门各界举办“慈善义展”，赈济难童，当地书画界提供了600多幅画作……

他们的《东战场的烈焰》《扑火飞蛾》《三灶岛外所见》《中山难民》等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风花雪月、山水虫鱼，而是饱蘸血泪，描绘破碎的山河、流离的难民、英勇杀敌的战士。一幅幅浸透着家国之思的书画，无声胜有声，让观者驻足沉思，潸然泪下。

二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这对咫尺之遥的澳门而言，如同冰水浇头。日军在珠江口及澳门附近水域的军备陡然增强，炮舰游弋，威胁近在眼前。澳葡当局在日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收紧政策，加强文化审查与控制。澳门进入了最黑暗、最压抑的时期。

在日伪势力的逼迫和澳葡当局的妥协下，不少抗日报刊被迫停刊或受到严格限制，公开的抗日言论空间被急剧压缩。然而，文化界的抗争并未停止，而是转化为更隐蔽、更坚韧的形态。

1940年起，政治局势逐渐恶化，《平民报》《民生报》《朝阳日报》等相继停版，澳门的中文进步报纸处境艰难。香港沦陷后，澳门成为“孤岛”。日军驻澳特务机关明目张胆在澳活动，日伪势力侵入文化领域，企图控制新闻宣传领域。他们一边用金钱收买，一边指使暴徒捣毁印刷厂、扬言纵火破坏出版，还迫使澳葡当局停止供应印刷用纸。1942年，《大众报》亦被迫停刊。

澳葡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他们删去报纸中有嫌疑犯日的内容与文字，禁止报纸上出现“日寇”“救国”等字眼，使爱国报纸经常“开天窗”。但“这是有良知的澳门知识分子的一种抗议，这些空格就是一只只愤怒的眼睛”。

在高压下，澳门新闻界通过刊载历史小说来针砭时弊；通过撰写杂文来讥骂和抨击敌人；并大量报道欧洲、非洲战场的消息，让民众了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节节胜利的形势。这些被油墨浸透的纸张，是文化界人士在危亡时刻保存民族精神的方舟。

在高压的寒夜里，文化界人士深知，保存文化血脉，亦是抗战，亦是奠基未来。他们或埋首古籍整理，寻找民族精神的根柢；或悉心教授国学，向年轻一代传递中华文化的薪火；或组织青年读书会，在书声琅琅中凝聚力量，启迪心智。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便是对野蛮最沉静也最坚定的抵抗宣言。这种对文化命脉的坚守，赋予这场无声抗争以历史的纵深。

整个抗战后期，澳门文化界便在这种高压与坚韧的张力中度过。公开的呐喊虽被压制，但精神的堡垒从未陷落。戏剧演出可能转入更小规模、更私密的场所，书画交流可能以更低调的方式进行，诗文创作可能更加含蓄深沉，但那份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与必胜的信念，始终在传递，在凝聚。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石破天惊的消息，越过千山万水，传到澳门。压抑许久的巨大情感洪流，瞬间冲垮了所有的堤坝。整个澳门沸腾了！鞭炮声前所未有地密集、持久，仿佛要将积郁多年的屈辱、悲愤、期盼和此刻无限的喜悦尽情宣泄。大街小巷，人流如潮，素不相识的人们相拥而泣，欢呼雀跃。文化界人士更是激动万分，他们涌上街头，参与这场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狂欢。有人即席赋诗，慷慨激昂；有人引吭高歌，声震云霄；有人高举着珍藏多年的抗战书刊、剧照、画作……那些在黑暗中坚持不灭的精神之火，此刻终于汇入胜利的万丈光芒之中，将濠江映照得一片辉煌。

硝烟散尽，岁月悠悠。澳门在战火中得以幸存的建筑，如大三巴牌坊，依然静默矗立，见证着沧桑。那些泛黄的报纸、油印的诗集、褪色的剧照、无声的画卷，早已被珍藏在档案馆的库房深处，成为凝固的历史切片。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的尘埃，凝视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影像时，我们触摸到的，绝不仅仅是冰冷的史料。那是滚烫的心跳，是无声的呐喊，是民族危亡之际，一群身处“孤岛”的文化人，以笔为枪、以舞台为阵、以墨彩为旗，在沉默中构筑起的精神长城。

钩沉史海，拂去尘埃，打捞起澳门这段独特而光辉的抗战文化史。

在炮火不及的“孤岛”，文化的抗争虽无硝烟弥漫的壮烈，却以其深沉、坚韧和广泛，同样支撑起民族的脊梁。那些在油灯下刻写钢板的诗人，在简陋舞台上挥洒热泪的演员，在画案前以泪和墨的画家，在书桌前守护文脉的学者……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文化之根与民族之魂。纵使孤悬海外，纵使身处无声之境，只要心火不灭，便能以独特的方式发出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历史深处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印记。

这座由澳门文化界在烽火岁月中点燃的精神灯塔，其光芒亦将穿越时空，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提醒我们铭记那场全民族伟大抗争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吴志良）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