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底，我终于翻译好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六讲》。

这个活儿说来缘起于1987年底全国通俗音乐会议上认识的蒋一民兄——前面提到过很欣赏ABBA乐队的那位。

1988年，他和现任中国音协主席叶小纲的父亲、老一辈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叶纯之先生合作的《音乐美学导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音乐美学专著。之后他找到我说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谈好了翻译出版一套西方音乐美学类的丛书，因他得到了公派赴德学习的机会，无法继续他承担的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的翻译工作，希望我来接手。

我听了大为犹豫，虽然自小学英语算早，还吭吭哧哧试着翻译过简写本的《鲁宾逊漂流记》，但由于一向不肯用功，所以英文程度一直也只能是“借助辞典”读书的程度。

蒋一民却极力劝说我：“这本出自一个世界级作曲家的哲学美学思考书，我觉得对中国音乐界太重要了。我要不是出国肯定我来干。当然我认识英文很好的，但翻译这本书不懂音乐不行，不懂哲学、历史甚至也不行。你好歹都算沾点边。”

我心思活动了，答应努力一试。

毕加索1920年在巴黎绘制的斯特拉文斯基像

这一试试了整整两年，家姐看我辛苦，替我做了相当部分生僻词语包括其他语种的单词查阅。但具体翻译中才深知翻译工作要做到“信达雅”到底有多难。

斯特拉文斯基的思维来自悠久的欧陆哲学传统，动辄引用很多概念的“古文”——希腊语、拉丁语等，所以需要查找大量资料甚至重读西方哲学史。

翻着翻着，我对斯特拉文斯基越发佩服，特别是“音乐创作”和“音乐形态”两讲，我感觉他的立论必须是基于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创作者才能体会并定义的。

他的第五讲专门谈论了苏联音乐，他大加批评，特别是对于苏联早期政治观念指导下的创作现象。这部分难在他举出了十几部苏联歌剧为例子，我查遍各种音乐词典也找不到资料。最后张弦听说了告诉我：“你问问黄晓和先生吧，他专门研究苏联音乐的。”

黄晓和先生果然厉害，书中每一个提到的苏联歌剧都给我找到了参考资料。

终于译完了，松口气，给出版社送了过去。没想到过些日子却来了一纸通知书，告知因为中文仅七万余字，篇幅太短不适合出版。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交代。

我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蒋一民去了德国，我找个说理的人都没有。临近年终，音乐美学学会开会，我也没有别的可说，就写了一篇《音乐诗学六讲》的介绍，与会的学者们却是大感兴趣。于润洋院长听我说了没能出版的事立刻说：“这好办，我们学报连载嘛，对我们的作曲家和理论家肯定很有好处。”

事情定下来，过些日子外部情况有变化，学报编辑和我商量一下，决定发表其中五讲，第五讲“俄罗斯音乐状况”和结语就先不发了。

因为我姐姐帮我不少忙，我把姐姐的名字也署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在1992年的第一第二期上连载发表。

2008年4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年轻学者姜蕾此书的完整译本，2014年发行第二版。

这件事的两个相关小故事也值得一提。

一是后来我评定职称的时候，人事部门居然认为两人合译不算我英文过关的依据。以至于我以后有了职称评定评委资格的时候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定。

二是一向脾气很大、不大认同我的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听说我曾翻译过这本书，立刻让梁和平告诉我他认同我们是“一拨儿”的，是“做过好事的”。

蒋一民兄1954年10月出生于重庆，先后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于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北大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6年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特聘教授，1998年起供职于德国传媒领域，2010年归国任北大歌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不幸于2020年辞世。知遇之恩，念之戚戚！

文/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