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壁画《和美云之南 绿色协奏曲》，设计、主笔孙景波，合作郭巍，协作赵芳、李抒燃、李中遨，参与绘制朱景华、熊斌、薛彬、杨弘宇、马晓敏、张璋、缪远洋、马静、张灵、丁吉华、闵溪、许金、林义淋。

作画时，不觉时光流逝，常常会忘记自己的年龄。蓦然回首，心头一惊，今年我居然80岁了！艺海无涯。数十年来，我始终不曾停笔，今年还创作了综合材料绘画《世界要和平》、领衔创作巨幅壁画《和美云之南  绿色协奏曲》。回望自己的求艺之路，可以说我一直是以学徒的心态行走在路上。

母亲擅长绣艺，受她影响，我从四五岁时就喜欢上了绘画，这种热情至今不减。只要拿起画笔，就仿佛上了路。作画时改来改去不见效果时，就如在迷途。我常感到我的真实处境距离自己向往的目标，比出发前想象的距离要遥远得多。这使我不敢懈怠，常对自己说，“别灰心，只要一心向上、向前，迈出一步就是一步”。艺术创作，就是不断爬坡的过程，越往上攀登发现要克服的困难越大。

我的艺术观念与生活经历分不开，与时代对我的影响分不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曾写过一篇作文《长大我要当画家》。1958年，我转学到南京二十三中。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一批中学少年跟着美术老师，提着油漆桶、抬着画板，从校园内画到校园外。当时，我为市体育馆创作的一幅几十平方米的壁画，引来过往路人驻足称赞。这样的成就感，以及小学、中学美术教师对我的肯定，激励我正式走上绘画道路。这段创作壁画的经历，使我自少年时便心仪于巨幅鸿篇，立志要用绘画为时代传神、为人民写照。后来，我先后考取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接受了系统的专业训练。1980年毕业后，我留校到新创建的壁画研究室任教。此后的25年间，我当了10年的副主任、10年的主任，为健全、拓展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学科的教学和创研，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1964年前往云南支边后的14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云南多民族的文化积淀、朴真醇厚的民俗风情、奇丽多彩的自然风貌等，时时激发着我表现的欲望。我常常背着书包——里面装上一个巴掌大的速写本、几支铅笔、一本文学书，在往返出工的路上、在田边地角休息时，把所见所思所感写下来、画下来。1972年入选全国美展的油画《阿细新歌》、1974年创作的油画《乌蒙山人》等许多构思，都是在那些山路上、在山寨油灯下、在那个书包中的小本子里勾画、记下的，它们承载着我想要为劳动人民高声放歌的心情。

背书包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提示——永远是背书包走路求学的行者。走路求学，要虔诚地对待生活、对待艺术，所以我喜欢写生。面对自然物象的即景写生，最能引发画家率真的激情。写生时，兴致超越功利，心态轻松裕如，意趣携入笔趣，情彩化入色彩，偶有“神来之笔”给人“喜出望外”的启示。比如风景写生，起初是看漂不漂亮，深入后会看精不精神，即景象中的形态、气韵等是否动人心魄。好的写生作品，笔笔是物象，物物见笔意。如此，则通篇是性灵渗透造化的和谐，是气韵贯注于感觉的契合。近年来，我不断前往各地写生，写大美河山、写幸福生活、写时代变迁，创作了《长江第一湾》《牛牛坝新城》《白鹤滩水电站》等一批作品。

壁画是我诸多创作中最重要的组成。我先后完成了《黄鹤楼史话》《凝韵图》《一代天骄》等多幅壁画。环境不同，壁画创作的主旨以及运用的材料、语言皆不同，它们都需与环境相契合。为此我不断跨界，以便从中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新的表现语言。我不喜欢把自己限定在一种固定题材和表现形式上。我的绘画几乎没有重复，不仅是内容上不重复，形式上也不重复。我原本就兴趣广泛，于绘画而言，什么工具都想试，什么画法都想学，什么题材都想碰，古今、中西，心无时空界限，兴因境生，情不自禁——人物、风景、历史、风俗、文学插图，触类生变，或因题材内容、情境感受去摸索相应表现手法；或因工具材料、表现形式去寻找相应艺术题材。时至今日，仍未觉有个人风格。我在不断反思中自我认识——或许我“无意为我”的“我”，也就是自在的“我”了。

近几十年间，中国画坛发生巨变，艺术家渴望与世界接轨，从观念、形式、风格等各维度不断进行探索。我和很多人一样，起初不免饥不择食，但经历过一番尝试之后，尤其是基本跑遍国内国外美术馆、博物馆，用心研究中外古今大师创造的一座座艺术高峰之后，对经典作品所具有的“真善美”的精神品格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到创作者骄狂、浮躁的心态，看不到奇货可居、自我炒作的谋划。同时，我也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如同土壤之于禾苗：我自然而然的根，生长在民族的土地中。

如今我依然相信，真诚关注和表现现实生活的绘画，才能和广大观众产生情感连接。用绘画表现历史的深度、生活的深度、人生的深度、精神的深度，是我永远的课题。在这条道路上，我将继续走下去。

（孙景波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