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现代社会理论的是一种高贵的宗旨：增进人类自由。社会科学认为人类境况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从而期待社会有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塑造自身的命运。如果把社会的各项习俗和制度都理解成人类行动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法或神圣法的产物，那难道不能对它们加以塑造，以造福全人类吗？

在人们的想象中，社会科学家是某种公共教育者，其首要任务就是公共启蒙。社会科学家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会揭启自由所面临的社会危险，点明进步的前景。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孟德斯鸠、孔多塞、马克思、孔德、韦伯、夏洛特· 珀金斯· 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及杜波依斯等思想家，创造出富有想象力的崭新方式，来理解社会世界的起源和组织。他们的观念所论及的主题在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上都有重大意义，比如不平等的起源，科层制对自由造成的威胁，黑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女性遭受的剥削。在社会科学的创建先贤们看来，知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宝贵手段。

当代社会学理论尚未放弃这项社会宗旨。社会学家继续为观察当下提供批判性的视角，旨在启蒙广大公众。但是，社会学理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整个社会学，却已经越来越与公共生活相隔绝，既有损于社会学，也无益于公共生活。由于社会学理论家已经从自己作为公共教育者的角色中抽身而出，他们的观念也失去了社会针对性。不仅如此，理论家们的社会权威渐趋衰微，也不利于广大公众。社会学理论曾经是公共论辩的催化剂，是批判性社会视角的重要源泉。但随着理论家及许多社会学家变得只关注故步自封的学科关切，公共官员、活动分子、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及媒体评论者开始承担公共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角色。不幸的是，这些人尽管也常常富有思想，不乏洞见，却往往格局逼仄，只盯着特定的议题或政治事件，像是军队里的同性恋、中东冲突或选举政治。他们面临着压力，要符合商业角度的截止时限和规范标准。有鉴于此，他们的社会观念常常缺乏概念深度和历史深度，而这本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学家和批判性社会科学家打磨出的社会观念，才能滋养出充满活力的民主公共文化。

社会学理论为何会变得与公共生活愈益隔绝？社会学还是在产出才智令人赞叹的理论家，但社会学的文化越来越脱离整体上的公共文化。社会学理论渐趋故步自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事实上，理论家往往只是面向其自身所属的专家文化的成员。目前通行的社会学理论，大多根本不说宽泛的公共语言；这门学科文化的惯例与关切使得他们的观念要么不能被一般公众轻易理解，要么与时下道德议题和政治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讨论方式互不相干。真相是可悲的：现如今，出了学院理论家的小圈子，社会学理论几乎没人读，美国的情形尤其如此。

如果说社会学理论深陷困境，原因之一就在于追求一种有关社会和历史的统摄全局的理论。从孔德开始，经过帕森斯和哈贝马斯，一直到兰德尔· 柯林斯，理论家们都在努力揭示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的深层原理。这些理论家相信，社会知识的核心是一些非常一般性的问题，比如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的本质，或者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理论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些据说是基础性的议题，或是揭示社会生活的普遍原理。因此，理论原理的核心就是为社会研究和社会分析提供引领。不幸的是，针对社会知识的核心预设、概念及说明模型，理论家们未能达成任何接近共识的认识。同样可悲的是，理论家们一心想为社会知识提供确凿的基础，但这样的欲求却往往把他们引向一系列晦涩难解的概念论辩与方法论论辩，并且这些论辩大多徒劳无益。

社会学理论家面临危险，无论研究者还是公众都不再关注他们。社会学需要重新担起其作为公共教育者的角色，以便为公共讨论更趋审慎周全做出贡献。就此而言，我希望看到社会学理论重新聚焦于具有广泛公共意义的议题。理论家们不再被狭隘的学科惯例与争执所驱动，而应郑重努力，以晓畅易解的语言，应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关键论辩。理论家们需要找回社会理论核心的道德冲动，再一次把自己看作是公共教育者，投身时代的议题。激发《置身时代的社会理论》的，正是现代社会思考最初的承诺：社会理论能够产出的观念，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彼此冲突的几种社会理论观

自启蒙运动以后，社会理论的意义究竟何在多有争议。有三种理论观处在论辩的核心：作为科学的理论，作为哲学的理论，作为道德的理论。

科学型社会理论（Scientific social theory）设定，科学是唯一有能力达成可信的社会知识的方法。我们有关社会的常识观念，以及诗人、小说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们的社会理解，据说都只是在表达个人价值和意见。只有科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切实在的。社会科学的理想就是要发现映射世界的观念；与之相反，寻常民众的观念只是映射出个人的信念或政治意识形态。

科学型理论家一心想发现适用于古往今来所有社会的人类行为的法则或原理。例如，奥古斯特· 孔德孜孜以求，认为他找到了主导社会如何确立秩序及发生变迁的法则；马克思希望揭示资本主义的法则；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 柯林斯和彼得· 布劳试图归纳主导社会生活各关键面向的原理，比如社会冲突、秩序、变迁、和平与战争。在这些理论家看来，物理学或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堪为社会理论的样板。真正的知识要求我们把各种观察、研究和事实组织成一般性原理或法则，并通过重复检验加以证明。

而哲学型思路（Philosophical approaches）与科学型理论家一样，也立志要揭启永恒的社会真理。从某些角度来说，哲学取向的理论家比科学型理论家甚至更具雄心抱负。哲学型理论家不满足于揭示一般原理或社会法则，还企望发展出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进化的统摄全局、四海皆准的理论。然而，哲学型理论家并不是基于观察和事实来发展其观念，而是相信，在实际研究之前，必须先有严格的概念思考。我们必须先有关于社会生活性质的特定观念，才能对社会生活展开观察与记录。我们是聚焦于个体还是社会群体？是个体行动者塑造了社会，还是说个体基本上只是针对社会力量做出调适？在塑造社会生活时，宗教、经济、阶级或科层制等，究竟是哪一种社会力量最为重要？简言之，哲学型理论家旨在确立能够引领实际研究者的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范畴与观念。塔尔科特· 帕森斯与尤尔根· 哈贝马斯或许是这个传统中最杰出的两位思想家。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是把理论当作一项严肃的话语规划来实施的。理论就是要去推断社会生活最基本的面向，比如说，社会秩序如何可能，或者是否存在历经千百年的社会变迁模式？哲学型理论家会说，理论的宗旨就是要提供基础性的概念和观念，能引领实际研究者和社会分析者的工作。科学型理论家与哲学型理论家的风格迥异。

科学型理论家主要靠实际研究者提供的观察和事实来展开工作。他们的宗旨是将经验研究组织成一套社会原理或法则。与之相反，哲学型理论家在提出自己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观念时，会耗费大量时间思考其他思想家的观念。帕森斯的主要作品《社会行动的结构》就是研究几位欧洲思想家的观念，并没有讨论任何实际研究。他的宗旨就是要提出一套有关社会行动的一般理论。无独有偶，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也是一场虚拟旅行，遍览19 世纪中叶至今的欧美哲学与社会理论；他力求揭示人类沟通的基本结构，将其作为有关社会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理论家们试图要做的并不只是理解社会，还要改造社会。尽管有许多思想家相信，自己的社会角色应当只限于揭示社会真相，但也有些思想家主张，理论应当参与改造社会生活。这些思想家倡导社会理论的一种道德观照（a moral vision of social theory）。由此观之，社会知识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潜力让世界成为更好的生活空间。把理论当作一种道德实践或批判实践，这是现代社会思考的核心内容。许多理论家打磨出强有力的社会观点，倡导对自由和民主所遭到的威胁做出社会和政治维度的特定回应。针对阶级冲突、男性支配、宗教信仰的衰微、团结纽带的危机、社会的科层化等，理论家们都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性分析。受道德激发的理论的宗旨，就是要警示公众存在某种社会危险，以便促进政治行动，有时更引领政治行动。

想想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分裂的剥削型社会。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为了助力工人阶级的社会反叛。或者，另举一例，罗伯特· 贝拉及其同事们合编了《心灵的习性》，一部经验材料丰富的美国社会分析，为的是警示美国人正面临着某种文化的威胁，该文化倡导个体自利，代价是牺牲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女性主义者与酷儿理论家也提供了批判性社会视角，挑战男性支配与异性恋支配；在吁求性别正义与性的正义（gender and sexual justice）的各项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她们的批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道德的思路对待理论和社会分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真理或经验知识的坚守。不过，有些理论家注重社会思考的政治意义与道德意义，可能就不一定会认为，理论或具体研究始终能够产出确凿的真理。这些思想家捍卫社会学家的独特角色：作为社会批判的社会分析。在他们看来，真相或许有可能获得，但我们不能也不应放弃我们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坚守。

尽管科学型思路和哲学型思路居于上风，但绝大多数理论家事实上并未放弃对社会科学的某种道德型观照。绝大多数理论家仍然承认，哪怕是左躲右闪被迫承认，社会知识的终极价值，还是在它能给人类带来的无论什么福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这群人，整体上还是有很多人关心民众，认为自己的努力应当为社会造福。但真相令人遗憾：在评判社会研究与理论的价值时，这个道德性的希望往往并不被视为一项重要标准。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希望，一种由衷的希望，但并不认为会影响有关方法、概念、说明、研究目标的决定。这并不等于说，社会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观照在社会研究中找不到显著位置。无论一位社会科学家有可能多么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清除道德立场，它们始终都在。然而，不幸的是，尽管道德立场塑造了社会科学，但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它们却往往不被承认或没有体现。

这三种社会理论观也就是理论阐述的风格（styles）。而理论家们常常会兼采这些风格。马克思既致力于哲学型的概念分析，又力求揭示资本主义的法则，还猛烈抨击现代社会。塔尔科特·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是对社会行动这个概念进行的哲学分析。但此后，帕森斯又对纳粹主义、家庭动力机制、现代种族主义做了经验说明，力求将其理论观念付诸应用。此外，这位不知疲倦地捍卫社会真理的人，也不屈不挠地倡导着美国自由多元主义，对抗社会主义左翼和保守主义右翼。

当然，这些思路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比如说，科学型思路对价值观念或政治信念侵入社会分析抱持敌意。但虽然科学型思路非常想要坚持“只凭事实”，事实和观察却常常无法在不同的概念思路之间做出裁断。面对有关社会世界的经验论辩，要把握其更深层的概念支撑，往往必须进行哲学型的概念分析。或者，哲学型思路在探询逻辑上具有说服力的基础性概念的过程中，也常常深陷晦涩难解的论辩，远离实际研究者、活动分子或政策制定者的关切。而那些倡导道德风格的人又必须奋力调和党派之见与学术研究的理念。即便是坚定倡导抱持某种道德观照来做人的研究的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观念的有效性本身有可能取决于其公共权威，而自己的党派之见又有可能削弱这样的权威。我们在分析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时，将会考察科学型、哲学型和道德型三种观照之间至关重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