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上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戴逸，1926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清史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戴逸毕生所系皆在清史，他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了历史中循环往复的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也包含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等史无前例的时代变革。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戴逸认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

作为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戴逸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都是在追溯历史中寻找答案。

不过，2000年以后，戴逸突然不写了。与之同时发生的是，2001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李文海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分别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交议案和提案，倡议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02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这部历史与1914年袁世凯下令所修《清史稿》有何不同？戴逸给出的答案是：“《清史稿》由清代遗老们编写，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如对辛亥革命贬抑殊甚，以至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对丧权辱国的条约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南京条约》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而且由于仓促杀青，《清史稿》中众多人名、地名、时间均有讹误，因此需要一部立场公正、内容翔实、史实准确的《清史》。”

这部新世纪编纂的清史确有创新之处：一是具有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国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二是增加过去没有的图录部分，清代社会的各种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被收录进来，如《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耕织图》等，形象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三是过去修史中人物只写官员，没有平民，这次则充分反映这些人物，比如“样式雷” （清代200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7代雷氏家族的誉称），京剧名家程长庚、谭鑫培，说书艺人柳敬亭，相声艺人朱绍文，拳师霍元甲、大刀王五等；四是修史用语的创新，“二十四史”都用文言文写成，而《清史》采用的是简洁典雅的白话文。

戴逸将治学的四个境界概括为勤、苦、乐、迷，专骛清史，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如他所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他认为，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评价自己的治学研究时，他说，“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