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合影
明经取仕教为本。“马上得天下”的元朝统治者,尊用汉法,重用一批儒生治国,但未得精髓,加之实行高压军事专制和民族歧视政策,不到百年就崩塌了。明朝开始,把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视为恢复“汉家正统”的“撬点”,希望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天下大同境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必须锲而不舍地进行教化。教化要自上而下,所以明清时代的官学教育地位高、体系全、组织严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把洪武年间降格的北平府学改为北平国子监,升大兴县为顺天府学。迁都后,将北平国子监升为京师国子监,使北京迅速成为全国文化教育事业中枢。当时,南京国子监(南监)虽然存在,但是成祖把北京国子监(北监)设为左庙右学,规制更为隆重。明代北监有集贤门、彝伦堂、敬一亭等四柱七楼的庑殿顶琉璃牌坊的众多礼制建筑,不但以建筑之行寓意各个礼制规范,而且身临其境都有“非礼勿视”的庄严神圣。
据载,永乐年间北监的太学生达万人,中叶以后也保持在六千人左右。这些学生主要是通过全国各府、州、县层层选拔上来的优秀儒生,以及少数官僚子弟和选贡赴京的学生。国子监是出仕的重要捷径,太学生在国子监学习到一定年限,可以选拔到吏部、礼部、户部等中央机构实习,期满优秀者可以送到吏部铨选授官。
教授内容上,明代继承了元代把朱程理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的主旨。成祖命胡广等编撰《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并在“大全”卷首明确“三部大全,行之于家,行之于国”,是治国与统一思想的纲领。与此同时,成组还废除了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以及汉唐的训诰,规定在科举考试中一律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如此种种,把朱程理学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
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众多儒生的终身理想,开科选才的科举成为治国施政的重要手段。中国科举始于隋朝,发展于唐宋,定型于明朝。明代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史载,明朝最早的会试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此后,每过三年,天下数以千计的考生奔赴首都,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后,获得贡生的数百名考生,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成为“天子门生”。明、清殿试后,分为三甲:一甲三名及第进士,通称状元、榜眼、探花。试前须复试,在保和殿应试。复试毕,应殿试,也在保和殿。一甲三人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如欲授职入官,还须在保和殿再经朝考次,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择优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即俗称的“点翰林”,其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或赴外地任职。这些考生,大部分经过了数载寒窗苦读,终于得以“入仕”,实现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
明朝在北京兴起了讲学活动,成为开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展现出明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象。讲学,发端于明初的曹端等人,兴盛于后期的王阳明等人。尤其是嘉靖以后,以灵济宫、首善书院为讲学点,北京成为全国讲学的桥头堡。京城官僚、赶考学子、国子监监生等都聚集于此,谈学论道,大学者王艮、李贽等先后来北京讲学。
清代沿用明代的做法,北京仍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和人才选拔中心。清代统治者更注重皇子的教育,乾隆时期把上书房的皇子教育上升为“家法”,专门就宗室、皇族的教育设立了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内务府学等。与此同时,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北京有金台、潞河、云峰、燕平等多家书院,还开办了教会学堂。1861年,清朝专门设立办理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恭亲王奕认为,与列国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所以又开办新学京师同文馆。至1898年,同文馆学生肄业八年,涉及化学、机器、天文、微积分、代数等若干课程,并开设英语、法语、俄语等语种教学。
戊戌变法后,北京开始兴办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兼有统领全国新式教育之责,清华学堂(现清华大学)也是新式教育的产物。
为配合教学,清代的出版业兴旺发达。据统计,清朝前期各类书馆多达30多家。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