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唐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端详20世纪之初的现代性时（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他其实也是在以当代作者的身份重建一段栩栩如生的时空（城市文学的历史性）。据此，李唐便以近似历史学家的视角和诗人的直觉，洞察到那同时存在于城市上空的两种东西。我们是否可以将它们称为总体性呢？至少，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感觉。

李唐著｜中信出版集团

文/徐兆正

写出一座城市的时间

——读李唐《上京》

《上京》有着文学经典一样的开篇：“走过护城河的石桥，抬眼便是高耸的阜成门箭楼。梦生跟在一大队驮煤的骆驼后面，缓缓地在箭楼脚下穿行。晨雾消散，却没有一丝儿风，城楼和向两侧绵延至目光尽头的城墙都沐浴在一种散漫而失神的状态里。墙壁上的垛子逆着光，黑压压的整齐排列着，令梦生想到西山工厂里紧密咬合、运转的巨大齿轮。那是从洋人那里传来的自动化机器，据说那些金发碧眼的蛮夷正是用这些东西征服了皇帝的军队。”在这一段，起首出现了“护城河”“石桥”“箭楼”“城墙”等典型东方城市的元素，作者忽而笔锋一转，提及“从洋人那里传来的自动化机器”，这两者，大率奠定了小说主人公梦生进入的时空：两个时代的交接处，或两座城市重叠的时刻。旧北京的风貌一仍其旧，新北平同样流光溢彩，惹人耳目。

上世纪初阜成门旧照（瑞典艺术史学家喜仁龙摄）

梦生为河北河间人士，故事发生在他第一次进北京之后，与此同时，梦生还是供职燕社的职业刺客，此次上京的任务是刺杀日本贵族山内丰成。这两重身份令《上京》看起来也像是两本书的叠加：它既是以一位外来者的目光打量1918年北京这座城市的写作，也在相反的意义切近侦探文学。读过前20页，很难不想当然地以为这种叠加是有机的，亦即作者是把北京当作事件的舞台，进而写出一部类似《侠隐》或《午夜北平》的历史小说。后来的情节无疑否定了这个猜想：当梦生躲在目标必定经过的旅店窗后，他第一次感到杂念重重，“无法集中精神”，并因此错失最好的开枪时机。初战折戟在书的第36页，略略思忖，我们就会明白1918年的北京城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风景”，反倒是深深渗入故事的肌理，成为刺杀山内丰成不利的根本原因。

回过头看，最初连篇累牍的细描或已揭橥梦生此后的失败：由城外进入瓮城，作者即开始交代道路两旁的商铺情形，待梦生踏入城内，走街串巷者的身姿与神情、叫卖者的货声、秋日天空和不时飞过的鸽群，更被他不厌其烦地以细密画似的笔法写出。这类描写决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尤其是梦生反复提醒自己“刺客之大境界，在于万物皆入眼耳，而能凝之于一瞬”却仍未能忘情街景的热闹时，即显示出一种城市文学与类侦探小说的复杂关系。出师不利前，梦生做了些什么呢？其一，他决定去街上吃点东西再返回盯梢。然而，他也迅速就在剃头的、卖南货点心的、打把式、说书、变戏法与拉洋片的人群中乐而忘归。其二，意在探清目标藏身地点，他也来到这个京城有名的勾栏瓦舍，甫一落脚，“置身于这耀眼电光中，梦生觉得仿若戏文里的神仙环境”，结果是追踪无果，此地的一个女子却让他有些一见钟情。

书中一处细节值得留意：梦生刺杀目标时，习惯“将窗子推开半扇，把枪架在窗沿上，注视着来往的行人”。但北京毕竟不同以往作业地点，所以无论是第一次架枪瞄准，还是第二次等待猎物出现，他都会被街上的马车、驼队与行人扰得心神不宁。换言之，梦生皆苦于自己同时是两个人：一个是初来乍到的游荡者，“他眼前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唐盼的身影，还会不时闻到她那间被电灯照亮的房间里弥漫的芳香”，一个是寻找藏匿在人群中目标的刺客，他明白这里的一切热闹同自己无关。初战折戟，梦生气急败坏地跟踪起自己的目标，他追随山内丰成来到白塔寺附近的庙会，“山内东瞧西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实情是梦生亦对这一切兴致盎然。“上京”之后，城市只是使他的刺客身份不断偏离，直至他对后一重身份感到厌倦，不过是机械地扮演着猎人，也直到另有其他因素使这一刺杀计划被迫终止。

在19世纪中叶，巨型城市的出现曾带来了两种全新的文体，首先是脱胎于流浪汉小说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即“城市中的流浪故事”，出没在小酒馆的煽动者与密谋家、吉普赛式的艺人、街头游手好闲的旁观者，事实上都是流浪汉在城市生活的变体，这一文体的确立以1857年的《恶之花》为标志。其次是第一部侦探小说的出现，即爱伦·坡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我们或可断言世界文学的现代性发端于这两种文体的同时出现，即在抒情诗衰落之后，通过对城市日常的观照，这两种文体发明了现代生活的诗意。请注意，尽管刺客、侦探、密谋家与闲逛者共享同一种对眼下瞬间加以凝视的欲望，两者终究是不同的。此间区别，本雅明裁断如下：“如果闲逛者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个侦探，这就使他在社会上获得许多好处，因为这就认可了他的游手好闲。他仅仅是看上去十分懒散，但在这种懒散背后，是一个观察者的警觉。”梦生在温柔富贵乡丧失的，正是这一观察者的警觉。

埃德加·爱伦·坡著｜张冲、张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与唐盼交往，原只是梦生为寻找山内丰成掩人耳目之举，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盯梢的日常过于苦闷，梦生遂时有神游的状态，也第一次“嗅到了失败的气息”，他暗自思忖“到底哪里出了差错”。作为读者，我们是能够同情梦生的（一个城市的游荡者如何凝神呢？），而小说若是在这里收笔，也将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中篇。但可能是为了让故事“完成”，抑或令主人公的主体性得以确立，作者最终重新设计一个叙事阻力，他将两条线索结合在一起，梦生接下来的行动全然系于寻找唐盼一事。坦率地讲，在山内丰成掳走唐盼之后，小说出现了太多巧合、太多里尔克所言“第三者”，这就不免使整个故事偏离了梦生最初洞察到的1918年北京城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指的是，在城市文学中，原本为流浪汉小说关注的命运耦合、奇迹与不可能性，其发生之地已由“远方”转移到眼前的“日常”。就此而言，《上京》内部的撕裂与梦生身份的分裂可谓不谋而合。

略去这些技术性问题，《上京》更多给我带来的是一份奇妙的阅读体验：当李唐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端详20世纪之初的现代性时（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他其实也是在以当代作者的身份重建一段栩栩如生的时空（城市文学的历史性）。那深藏于历史的现代性，如今已转化为这座城市的历史。以笔者之见，这是一种与当下城市文学略有不同的写作方向，它源出于作者的偶发之念：“过去世界的影子与现今世界重叠，变成了一座‘影子之城’。北京（或任何一座城）便是以一个个‘影子之城’的姿态叠加在一起的地方。”据此，李唐便以近似历史学家的视角和诗人的直觉，洞察到那同时存在于城市上空的两种东西。我们是否可以将它们称为总体性呢？至少，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感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