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汉灿烂:美术史趣味解读陪都重庆的“美术富矿”
北青艺评
202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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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斯文西迁。当年的陪都重庆云集了大批学问家与文艺家。这座嘉陵江边的城市也在他们的生命和艺术之长河中激荡起了创作上新的浪花,比如徐悲鸿和林风眠不同径路的中西融合,比如巴山蜀水启发出的“抱石皴”。

《小鹿》林风眠 纸本彩墨 1953年

2017年起,每年夏秋之交,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都推出一位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画家个展,分别是2017年的“金刚坡下——傅抱石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2018年的“回望归鸿——徐悲鸿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和2019年的“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分主题勾勒三位与陪都重庆的因缘妙法。可惜2020年至今未能续上。2022年年初,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桂林博物馆合办“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艺术展”,不免令人对其时文艺活动的另一中心——重庆的文艺群像更加心生悬望。

终于,由四川美术学院牵头,“星汉灿烂: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巡展到了北京今日美术馆。

体现美术史趣味

本次展览的布展和解说非常体现美术史趣味。“名师云集:中国现代美术先驱在重庆”板块,为每位有画作展出的大师都配上了在重庆的艺术年表,详细罗列在渝期间写生、作画、参展和任职经历,使得观者可以方便地将展出的作品嵌入画家的生命历程和创作阶段,进行“了解之观看”,十分难得。

《嘉陵春泛》吴作人 木板油彩 1940年

比如一楼展厅里最抓人眼球的一套小尺幅国画《十二生肖》,从画有双兔那幅的画跋上可知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徐悲鸿创作于星洲(新加坡)。年表则可以帮观者进行精准定位:此时徐悲鸿应泰戈尔讲学之邀,取道新加坡赴印,在此地举办画展,所得全部为扶养第五路军抗战阵亡将士遗孤所用。虽然这一套《十二生肖》并非在重庆本地创作,但其所承载的也是存亡继绝、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正是和其所主持的美术教研机构西迁陪都的意义一脉相承。

《十二生肖兔》徐悲鸿 纸本彩墨  1939年

千禧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三套徐悲鸿创作的《十二生肖》陆续面世,分别是新加坡私人收藏的1939年版,和蒋碧薇离婚时分给蒋的100幅作品中的1945年版,以及得意弟子张蒨英欧洲游学时获赠的1946年版。后两版都在近年的拍卖市场上拍出高价。本次展出的这套创作年代较早,应该是徐悲鸿在这一题材上的试水,造型也和后作仿佛,不难看出徐悲鸿于艺术上探索之意,而特殊的创作时与地,则平添几许故国之思。

囿于川美本身的馆藏有限,加之同时也有相关主题的展览,如重庆徐悲鸿美术馆刚开展的“为人民造像——徐悲鸿笔下的劳动人民”,正在进行中,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并不算多,因此也不是件件切题。比如黄宾虹作品展出的是他1932年春尚未入川的画作《墨笔山水》,彼时他还未“以渍墨写蜀中山水”来继承宋画。

《墨笔山水条》黄宾虹 纸本水墨 1932年

策展见巧思

但策展的巧思足以弥补展品的遗憾。“艺术地图:中国现代美术的重庆叙事”板块从艺术地理学的角度切入,以重庆地貌为载体,呈现这一时期艺术要素的地点分布,包括美术院校校址变迁、艺术作品与创造地点的对照、艺术展刊的创办地点等,办展览的夫子池、傅抱石笔下的金刚坡、徐悲鸿筹建中国美术学院的江北磐溪、画家聚集的磁器口凤凰山一一在目,非常有在场感。这些地点大多数都在今日重庆城区要冲,艺术遗址的今昔对比和相关纪念馆的修旧如旧,也展示了当地研究、文保机构近些年在保存陪都文化风貌方面所作的努力。

正如“展刊连台:中国现代美术传播在重庆”板块所显示,当时的重庆经历了美术展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期,作为文化中心辐射的范围不仅包括西南的大后方,也包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香港和南洋,还通过中共南方局和延安、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有着充分的交流。二楼展厅展出的就有长期求学和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古元的版画。而古元正是通过1942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展览会,获得了后方各界甚至国际舆论的瞩目。

《斗地主》古元 黑白木刻 年代不详

展厅中的版画,数量最多的是求学于鲁艺、长期“战斗”在大后方的王琦的作品,其中1941年创作的《开山》一幅尤其值得瞩目。根据王琦回忆,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查封了48个进步文艺团体,而他所在的木刻协会的工作也近乎停顿。中共南方局怕进步的文化人士被国民党当局迫害,于是将数百人疏散离渝,他就到了缅甸。撤退沿途,他亲眼目睹了修筑滇缅公路的情况,以此创作了《开山》等作品。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时松时紧,大西南在抗战中的开发和人民的辛苦,借此一幅作品的诞生都能得到很好展现。

《原野之春》王琦 黑白木刻 1939年

陪都美术“富矿”值得深挖

此次展览是对战时陪都美术界极好的全景式展现,以此为基础,陪都美术界的文化富矿仍值得继续深入挖掘。不久前刚结束的2022北京保利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关良作画、郭沫若1941年题画的戏曲人物画《黄金台》以超出估价16倍的高价成交,创下了关良戏画交易的新高,而此画最早是1942年关良在成都的个展上展出。他当时刚刚结束在重庆璧山国立艺专和成都技艺专科学校的任教,准备筹措资金去往敦煌考察。而那次画展也是他后来得享大名的戏曲人物画的第一次大规模展出。关良也是出现在本次展览“名校汇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重庆”板块中的人物,可惜没有他的作品展出。如果能以美术院校为框架,分别梳理展出任教人员的画作,或许更能看出当时画风和画学的流变。

而郭沫若在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多为傅抱石、关良等寄寓重庆的画家作品作题跋,以郭老的题跋串联当时的风云人物及其作品,或许也是一个策展思路。

文|解三酲

图片来源|四川美院美术馆

编辑/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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