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背的文学常识中，每提及到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马上会联想到那个熟悉的名字——吴承恩。然而，《西游记》确是出自吴承恩之手吗？

恐怕未必。

根据现有的资料，吴承恩有可能是作者。即使这样说，也是相当大胆和自信的。在作家张宗子的考证、想象与侧写中，那个写出巨作《西游记》的作家更像一个书商请来的专业写手，把一个上好的、有市场价值的题材综合编写成一部畅销小说。

他很可能是一位市井中的小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但相当稳定，起码衣食无忧。他机智幽默、富于想象力，将自己熟悉的市井生活转化为孙悟空、猪八戒等活灵活现的人物和游戏一样的故事。但作为被雇用的写手，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伟大的主题在先，并不妨碍作品本身的伟大。

下文选摘自张宗子所著《书当快意》，由出版社授权推送。

作者:张宗子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1-3

童年时期给我带来无穷乐趣的一本书就是《西游记》，因此，我一生都对这部“长篇神魔小说”的作者怀着感恩的心情。然而，《西游记》确是出自吴承恩之手吗？恐怕未必。

就现今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只能说，吴承恩有可能是作者。即使这样说，也是相当大胆和自信的。将作者归于吴氏的根据，反复检点盘查，只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中的一条，即《淮贤文目》在吴承恩名下列入《西游记》一种。但这《西游记》，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小说，还是一篇游记，甚或是杂记杂剧，我们都不知道。清人阮葵生等人的结论，皆系据此而来，却又被后来的学者引作证据。“吴承恩说”因为得到两位顶尖人物鲁迅和胡适的肯定，一时几乎成为定论。

1990年，刘荫柏在其所编《西游记研究资料》前言中，就有这样不容置疑的一段话：“《西游记》的著作者为谁？在今天还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叶伟大作家吴承恩。”但在1997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这个“似乎可笑”的问题，采取了“似乎并不可笑”的审慎态度，罗列两种意见而不作左右袒。这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的认识也在转变。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类似疑案的最后解决，往往依赖过硬证据的发现。没有证据，一切只能是推论，甚至是一厢情愿的臆测。

我喜欢反复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好在这样的书并不太多，因此消耗得起那么多的时间和感情投入。反复读一本书的好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不断亲密，背后看不见的作者最终会像朋友一样出现在眼前，触手可及。你对他的了解也和实际生活中对一位朋友的了解过程相似，通过一次次的电话、通信、会面，一同散步，一起吃喝，互相拜访，这样，一个抽象的姓名才会变成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他的习惯、他的性情、他的怪癖、他的所有喜怒哀乐，你全都了如指掌。

在对任何事物的了解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个人的想象和理想成分，这是认知的缺陷，也是认知的丰富和深刻所在。毕竟每一个人心中的世界，都不是那个唯一的、具有确定内涵的本初世界，而是他个人的主观世界。在主观世界，“真”远非最重要的特质，“真”必定屈居于善之后，也在美之后。如此，“真”变得相当脆弱，相当不可靠。

如果我在长期的反复阅读中想象出一位《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我对他的形容或许没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就是那位真正为我们写下这部千古名著的人，不管他是叫吴承恩，还是其他名字。

首先，他很可能是一位市井中的小文人，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但相当稳定，起码衣食无忧。他不是那种拿文学当作神圣事业的人，而可能只是书商请来的写手，把一个上好的、有市场价值的题材综合编写成一部有一定长度（这也是为销售考虑）的畅销小说。

“《西游记》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相似，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变才形成的”，在百回本之前，有玄奘师徒的口述纪实文学，有宋元的杂剧和话本，甚至还有一本完整的《西游记》小说，可是，这些故事不仅散乱，描写也粗糙，远远不能满足市民不断提高的欣赏需求，这就需要一位像罗贯中、冯梦龙那样的高手，对现有材料加以整理。有些书商本人就是笔杆子，如冯梦龙；有的自以为是笔杆子，如余象斗；还有的是精明的商人，能发现人才。宋元以来流传的故事太多了，有基础好的，也有基础不太好的，整理编写者中，有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的文学天才，也有半瓢水的穷酸秀才，因此，书商们顺应大众消费需求而推出的“精神食粮”中，有的成为名著，有的则让书商大亏血本。

写手们的雇用和生活情形，我们可以从《儒林外史》中看到一些描写。马二先生应聘为书商选编时文，资方供他吃住，最后得几十两银子的稿费。稿费的多少，要看销路如何。《西游记》作者的个人状况，我们可以从马二先生身上得其大概。

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书商雇用的写手，是相当煞风景的事，因为如此一来，就没办法再去论证作者如何像曹雪芹那样，十年辛苦，呕心沥血，披阅再三，经营出一部血泪之作，而且创作也不再是自觉的行为，更谈不上什么匡救时弊的主观意图，在这里，《西游记》这样的伟大作品的诞生，竟然不过是为了出版商的几十两银子的稿费。

但是，还有不煞风景的一面，那就是：作为被雇用的写手，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没有伟大的主题在先，并不妨碍作品本身的伟大。

做书商的写手，动机不外乎：一、赚钱谋生，如马二先生；二、出名，如缠着马二要在书上署名的蘧公孙；三、出于爱好。这三种人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绝大多数时候纯出偶然，不过，我相信《西游记》的作者属于第三种情形。首先，前面已说过，他衣食无忧，其次，他名心不重。明代写书，并不是不可以署名，但小说地位低，署名意思不大。《西游记》的很多章节，你能够感觉到作者是如何陶醉于讲故事这种智慧的游戏，尤其是平顶山和五庄观的部分，他玩得都不想离开了。

出于爱好，作者不一定非得被书商雇用。写完了，在三两亲朋好友之间传看。名声传出去，有人专门借去转抄。传到书商那里，书商慧眼识宝，于是“祸枣灾梨”，闹得洛阳纸贵了。

林庚教授在其《西游记漫话》中，特别阐述了孙悟空形象的市民英雄色彩，将之与话本中的市井人物，如神偷懒龙、宋四公等，进行对比，见出他们之间的相似。《西游记》虽是神话题材，却处处是人情世故，如果说猪八戒身上农民味道浓一些，孙猴子则完全是市民情调，市井光棍的无赖、逞英雄、狡辩、狡猾，浓缩在一个猴子身上，变成令人喜爱的机智和调皮。作者当然是在写他熟悉的生活。即使猪八戒，如有人已指出的，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而是一个进了城的农民。

《西游记》的作者生活在城市，他是一个熟悉市民生活，熟悉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的城市中下层平民知识分子。这个城市应该是南方中等以上水平、繁华的商业城市，如南京、杭州之类，甚或更小一些的城市。

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留下作者的痕迹，使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见作者的生活和思想。读《聊斋志异》的人，一定会对其中关于科举的内容印象深刻，感受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刻骨铭心之痛。至于曹雪芹，谁要说宝玉身上没有他早年生活的影子，那才叫大白天说胡话呢。

可是《西游记》从头到尾，始终是在平和的气氛中。作者气度雍容大方，叙事从容不迫，机智百出，讽刺辛辣，却又能谑而不伤。据此，他的个人生活应当是相当顺畅的，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折，没有惨痛的经验，而他对生活的态度显然是乐观的，一些开心的小事甚至让他时时有满足感。科举和婚姻，旧时文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书中没有留下感情痕迹，说明前者作者并不在意，后者没有任何波澜，这正是“贫嘴张大民”式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幸福生活。

《西游记》是佛教故事，但如我在前文中已经讲过的，作者的佛教知识十分有限，差不多停留在一个普通信徒的常识水平。为了成书，作者显然补过一些功课，所以书中留下了超出常识却没有完全消化吸收的痕迹。《心经》是唐僧的精神支柱，每到危急关头，都要默念以求镇定的，作者却把它称为《多心经》，这是闹了一个大笑话。佛教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讲“多心”，岂不正是反其道而行之了？但作者把唐僧和《心经》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流传的《心经》正是玄奘所译。书里拉进来一个乌巢禅师，似与《五灯会元》里的鸟窠禅师颇有渊源。

作者对道教的熟悉大大超过佛教，所以书中的人物，即便是佛教中的大人物，讲起道理来，讲着讲着就滑溜到道家那里去了。书中大部分讲佛理的诗词，干脆佛道一锅烩，连作者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过去的评家视《西游记》为阐扬道家金丹妙旨的所谓“证道书”，正说明了书中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事实上，讲到丹，看来作者是个对丹颇有兴趣的人，说不定，如李白一般，可能还有点实际经验和心得呢。孙猴子似乎对丹最看重，闹天宫的主要罪状之一是偷老君的金丹，后来取经路上，道家的各种金丹不断在紧要关头出现：破黄风怪，有灵吉菩萨送定风丹；救活屈死的乌鸡国王，要从老君那里讨来九转还魂丹。猴子嘴边的嗉囊，似乎专为藏丹而生，老君每次见他，总得提防他故技重演。

明朝的昏君炼丹成癖，丹本是求长生的，后来用途不断扩大，变成春药了。不过在《西游记》的作者那里，丹始终还是高贵的灵物。

每一样都玩，每一样不见得玩得多深。孙猴子讲马兜铃治病的道理，你说是真还是假？所谓玩，是从学问里找乐子、找谈资，三教九流无所不知，知的深度，以快乐和实用为限。就像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能遇到的热爱生活的人，他种花、养动物、看侦探小说、练点气功、品茶，兴许还集邮。无论谈什么，他管保有一肚子小零碎儿供你乐。但他绝不是动物、植物学教授，也不是册子里藏有“华邮三珍”的收藏界泰斗。

《西游记》的作者是南方人，这个已经得到公认，苏兴先生有《关于〈西游记〉的地方色彩》一文，这里不做征引，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西行取经，顾名思义，本是一个关于西域的故事，然而从《大唐西域记》直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西北地理色彩，到百回本《西游记》，全部改换成了江南风物。《西游记》一路上的景物，从离开中土，到抵达天竺，山水的葱郁灵秀，一成不变。

流沙河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诗话》中，沙僧本是深沙神，流沙河实际上有沙无河。玄奘的传记中也记录了他被困沙漠险些丧生的故事。西行之路，最危险的莫过于沙漠，但对于南方人，沙漠太遥远，太没有现实感。他能想象的旅途之难，不出山岭之险峻，加上河流的阻隔。事实上，南方的河流多柔媚，桂棹兰桨、清风明月，不知该有多诗意哩。所以《西游记》中，十之八九的灾难是在大山中，河川则次数甚少。流沙河之外，仅有黑水河、子母河和通天河这三次。可见人的想象总是以感官经验为基础的，间接的经验使用起来不一定那么得心应手（除了郦道元，就算他写江南有所本，却如何写得那么有精神？这里面的谜待解）。

《西游记》作于什么时候？阮葵生认为是吴承恩年轻时的“游戏”之作，现代学者多认为写于作者晚年，苏兴则坚持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三四十岁的作品。

《西游记》行文异常流畅，文字清新，从开卷到结束，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轻快节奏，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此书时的状态之好、速度之快，除了插入的唐太宗和唐僧身世的几回略显滞涩，全书看不出有丝毫滞碍之处。这种特点，显示书成于作者壮年之时，也正是苏兴所说的，三十至四十岁之间。

最后要说的，是《西游记》作者的诗词。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书中有关山水风景的韵文，对那些妖怪居住的洞府艳羡不已。从书中的作品来看，作者在诗词上的造诣不算高，那些写景诗都是公式化的，峰峦如何，涧谷如何，哪几种树，哪些花草，哪些飞禽走兽，再加上季节时令，朝夕阴晴，所以看来看去，西行路上的一应山水，仿佛构件数量有限的布景，搭来搭去，总不离那几样东西。在小说中插诗词，除了刻意卖弄才学的一类，实在是一项很吃苦的工作，费力不讨好。《红楼梦》里有几处，看得出曹雪芹在这方面的辛苦，章节写好了，人物的诗词还没安排好，只好留着以后慢慢补。

明代的文人，有个很普遍的现象，他们文章一流，剧作一流，诗却写得没法看，汤显祖、“三袁”，张岱，都是如此。如果只看他们的诗，很难想象他们在其他领域会有那么了不起的成就。《西游记》的作者也属于这种人。不过作为小说作者，他的那些“八股诗”安插在书中，既不喧宾夺主，也没有乱场塌台，多数时候还能在故事进行之间给读者以歇息的机会，造成美学上恰如其分的间离效果，这就不能不佩服他的聪明。兴到酣处，他还时不时弄点游戏诗，如药名诗、数字诗，这样的文字游戏，行家当然不会拿它当回事，但很能给一些略通文墨的读者带来乐趣，他们甚至会抄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

总之，这位尚未正名的大作家，是一个自信、乐观、宽容的人，他机智幽默，看世相眼光锐利如简·奥斯汀，他的态度也像，不过由于对生活的满足，他的讽刺中不存怨毒和刻薄，这是极为难得的境界，很少有以讽刺著称的作家能做得到。

复仇容易，宽恕难。《西游记》的作者即使在大动干戈时也是微笑着的。商业书，首要原则是好看，第二、第三个原则还是好看。文以载道不在考虑之中，结构上玩花样，设置点象征什么的，他也不放在心上。他要把故事讲得人人爱看，这一点，他绝对自信，因为他不是新手，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尝试过了。他富于想象力，熟悉市井生活和来自平民间的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他身在其中但不限于其中，因此他看得清楚、看得透彻，四个各具特色的人物，足够让他概括一切世相，何况还有那些打不完杀不尽的妖怪。

《西游记》（1986）剧照

《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伟大的作品多少都具有游戏性质。《西游补》也很伟大，它和《西游记》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西游补》中一切都是有意的，《西游记》则不然，它没有“目的”。游戏的出发点是愉快，过程是游戏，终点还是愉快，故其一切纯出天然。但我们知道，写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写作中，不管有意无意，作者的一切必然隐藏在作品中，包括他的性情、他的思想，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伟大的作家从来不用担心作品中没有自己，因为他就是作品。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