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思清先生（1902—1960）是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不能忽略的一位学者。早在1936年，他编著的《景德镇瓷业史》即由中华书局刊行，比颇具影响的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1937）还早了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的《景德镇陶瓷史稿》，署名为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实际主要执笔者为江思清。江思清先生还致力于古代陶瓷文化的普及与传播，他编写的《中国瓷器传说—窑变观音》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发行，收录了“琉璃瓦”“可器”“百圾碎”“风火仙”“窑变观音”“文王鼎”“青瓷易经”“太平窑”“白围裙”“击瓯楼”等十个小故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其中讲述唐代爱情悲剧故事的《击瓯楼》，还曾被编绘为连环画，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击瓯楼》故事由唐代著名传奇小说《非烟传》（一作《飞烟传》）铺陈改编，《非烟传》，晚唐皇甫枚撰，收入《太平广记·杂传记八》。书中记载：“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何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步非烟与士子赵象发生恋情，后为奴婢所告发，非烟被武公业鞭打至死，赵象变服易名，远窜江浙之间。
步非烟擅长击瓯，韵律可与丝竹相合，显然是就奏乐而言。《说文解字》卷一三《瓦部》：“瓯，小盆也。”在唐人语境中，“瓯”为常见的饮食器具，“越瓯犀液发茶香”（《全唐诗》卷六八三，韩偓《横塘》）、“碧瓯浮花酌春茗”（《全唐诗》卷三一八，萧祜《游石堂观》）是说喝茶，“瓦瓶盛酒瓷瓯酌”（《全唐诗》卷六九二，杜荀鹤《登灵山水阁贻钓者》）、“瓦瓯斟酒暮山青”（《全唐诗》卷七一四，崔道融《钓鱼》）是指喝酒，“白瓯贮香粳”（《全唐诗》卷一三二，李颀《赠张旭》）、“次举粥一瓯”（《全唐诗》卷四五九，白居易《新沐浴》）意为盛饭。《隋书》卷七八记载乐户万宝常通过敲击食器获得音乐的旋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而唐人击瓯的具体细节，以成书于唐末的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最详：“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亓娟莉校注《乐府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唐代邢窑白瓷碗
这里的邢瓯、越瓯，系指邢窑、越窑产品。唐代瓷器生产，越窑、邢窑分列南北之冠。陆羽《茶经》赞美越窑青瓷“类玉、类冰”，称颂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内丘白瓷瓯”（李肇《国史补》卷下），“夺得千峰翠色来”（陆龟蒙《秘色越器》，《全唐诗》卷六二九）的越窑青瓷，除了充供饮食器具之外，还因其优良的瓷质，经过乐工的巧思转变了功能，成为“妙于方响”的乐器。
不过，现今的考古工作者，并不使用“瓯”来命名出土的唐代瓷器，而是根据具体形制，称之为“碗”“盏”“杯”等。我们迄今也无法明确指出哪些“碗”、“盏”或“杯”可专门用来“击瓯”，因为这只是饮食器具功能的巧妙转换，而非创造出一种新的专门乐器。
唐代文献中记载的击瓯名手，除步非烟、郭道源外，还有吴缤、天得、马处士。步非烟仅见唐人传奇，或是出于虚构，其他人应是真实存在的。吴缤，《乐府杂录》有载：“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温庭筠本人精通音律，“能逐弦吹之音”（《旧唐书》卷二〇〇《温庭筠传》），“善鼓琴吹笛”，“有弦即弹，有孔即吹”（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〇），其《郭处士击瓯歌》属于音乐家之间的同行评价，诗中描述郭道源击瓯之妙音，“小响丁当逐回雪”“碎佩丛铃满烟雨”，竟然可以让人遥想“三十六宫花离离，软风吹春星斗稀”。天得是李姓户曹（唐代掌管户籍等的官职）的小妓，善击越器：“越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自轻清。随风摇曳有馀韵，测水浅深多泛声。”（《全唐诗》卷六五二，方干《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曲章》），这里的“测水浅深多泛声”，与《乐府杂录》“旋加减水于其中”相契合，“越器敲来”是击瓯无疑。而“清同野客敲越瓯，丁当急响涵清秋”（《全唐诗》卷八二三，僧鸾《赠李粲秀才》）的诗句，则意味着还有一些擅长击瓯者并没有留下名字。
马处士击瓯，因张曙作《击瓯赋》而闻名。《击瓯赋》篇首叙说：“器之为质兮白而贞，水之为性兮柔而清。水投器而有象，器借水而成声。”马处士利用白瓷瓯注水敲击，其音“似惊沙叫雁、高柳鸣蝉”，“妙动元枢”，“羞杀钿筝金铎”。温庭筠的诗，张曙的赋，可称唐代文人吟咏击瓯这一瓷器与音乐结合的妙技的双璧。
关于张曙的《击瓯赋》，南宋人史绳祖《学斋占毕》记其流传情况甚详（史绳祖《宋史》无传，其墓在浙江衢州，1974年被盗掘，根据墓志知史绳祖生于1191年，卒于1274年。参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唐末张曙，中和（881—885）间举进士，避难到巴州，宴于郡楼，坐中作《击瓯赋》，极精工，郡楼由赋显名，后人遂命之曰‘击瓯楼’，而此赋亦不传。如姚铉编《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国初馆阁所编《文苑英华》，唐人花木音乐赋各有十馀卷，而此两赋俱不在。惟《击瓯》则巴州郡楼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时，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后，碑亦坏矣。恐其岁久则此赋亦泯没无考，故全录之，尚几有传。如广平《梅花赋》，则平生访寻终不得见，是可惜也，俟更博访之。今录张之赋于后云。”
《学斋占毕》所录《击瓯赋》的序，清楚地说明了张曙撰写此赋的时间和缘起：“今余不时也，甲辰（884）窜身巴南……一日登郡东楼，下临巴江，馔酒张乐，以相为娱。言间有马处士末至，善击瓯者。请即清宴，爰骋妙技。处士审音以知声，余审乐以知化。斯可以抑扬淫放，顿挫匏竹，运动节奏，出鬼入神。太守请余赋之。”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郡之东楼，因马处士击瓯、张曙作赋而闻名，此楼也被后人称为“击瓯楼”了。
唐以后的文献，也有将张曙《击瓯赋》误作《击瓯楼赋》的。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七《景物下》记：“击瓯楼，在郡治渌净亭东。张署（曙）有《击瓯楼赋》并《序》，署（曙）诸父［祎］从僖宗入蜀，故署（曙）避难于此。”孙光宪《北梦琐言》记：“唐右补阙张曙，吏部侍郎之子，（张）祎之侄。文章秀丽，精神敏俊，甚有时称……曙有《击瓯赋》。”孙光宪五代北宋初人，去张曙时代不远，他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击瓯赋》何时刻碑不得而知，《学斋占毕》记“曾祖作巴倅时，曾有墨本藏之家”。史绳祖墓志载其曾祖为史彭永，而史彭永北宋时担任过巴州别驾，曾作《巴南十七景》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巴州碑记》），对于巴州碑记显然相当熟悉，有拓本《击瓯赋》传家亦在情理之中。可见至迟北宋时，《击瓯赋》碑即已存在，南宋郑樵《通志》卷七三《金石略》亦加以著录。此碑现不存，或早已毁于蒙古侵宋之时。
将《击瓯赋》误作《击瓯楼赋》或是情有可原的笔误（也可能是刊刻之讹），但认为击瓯楼为马处士所建，则失于考据。这个误读大概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朱琰《陶说》：“又有马处士者，善此技，建击瓯楼，张曙有赋。”（卷五《说器中》）《陶说》是著名的陶瓷专书，影响深远，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漆德三的《陶瓷与音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5）等均沿袭了这一误读。更有甚者说郭道源在家园中建了幢“击瓯楼”（孟天雄、章秦娟《陶瓷漫话》，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106页。张海国《中国古陶瓷珍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130页），或说唐宋瓯乐悄然进入皇室贵府之厅堂，有的还专门建造击瓯楼（方煜东编著《上林湖青瓷》，新华出版社，2009，190页）云云，这些提法就未免荒唐无稽了。
前述文献记载的唐代击瓯，郭道源在武宗朝（840—846）；吴缤在咸通中（860—874）；记载李户曹小妓天得擅击越器的方干，生活于唐宣宗至僖宗朝；步非烟的传奇，亦在咸通年间；马处士击瓯的年代最为明确，为884年。这些击瓯的人与事，均集中于九世纪中叶前后的晚唐时期。《新唐书》记：“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卷二二《礼乐志十二》）韦庄的诗中写道：“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全唐诗》卷六九六，韦庄《咸通》）。晚唐时代游宴奢靡的风尚、伎乐文化的繁荣，或是击瓯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新演奏形式得以孕育和产生的温床。
晚唐时期的击瓯，自北宋晚期开始直至清代被称为“水盏”。“水盏”一词，最早见于1100年成书（参苗建华《陈旸〈乐书〉成书年代考》，《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的陈旸《乐书》：“近世民间用九瓯盛水击之，谓之水盏。合五声四清之音。”《乐书》引用了段安节《乐府杂录》郭道源击瓯事，但又记水盏“其制盖始于李琬”。唐代南卓《羯鼓录》、宋代王谠《唐语林》（卷六引唐代张敦素《夷坚录》）载李琬擅击羯鼓，但未记其击瓯之事，陈旸此说或另有所本，或仅系推测。明清文献中关于水盏之制始于李琬的说法，均源于陈旸《乐书》。
不过，宋代仍有“击瓯”这一称法。梅尧臣（1002—1061）曾作《击瓯赋》（《宛陵集》卷六〇），赋中提到“本埏埴”“坚白播于陶钧”，表明瓯仍为瓷质。梅尧臣激赏击瓯“冰质莹然，水声修然，度曲泠然，入耳浏然”，“清越出金石之间”，但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辩称击瓯“曾何参于乐录之目”，则验证了《乐书》水盏“特世俗之乐，非雅调也”的看法。这种世俗之乐、民间之乐的演奏情景，在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里记载颇详（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记载近同）：“小乐器，只一二人合动也，如双韵合阮咸稽琴合箫管锹琴合葫芦琴弹拨十四弦，吹赚动鼓板，渤海乐一拍子至于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子、敲水盏、锣板和鼓儿皆是也。今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专赶春场，看潮、赏芙蓉，及酒坐祗应，与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
元代铜水盏一组
宋代水盏是何材质？目前并不清楚。元代的水盏（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三《乐器部》也称为“水盏子”）有以铜制作的，见于《元史》记载：“水盏，制以铜，凡十有二，击以铁箸。”（《元史》卷七一《礼乐五》）与《乐书》记载的“九瓯”相比，增加了三件。1982年福建建瓯县南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的三十二件铜器中有十二件铜盏（现藏福建省博物馆。刘东升等编著《中国乐器图志》，轻工业出版社，1987。林更生《福建建瓯出土的铜茶盏》，《农业考古》2007年第2期），可能就是《元史》中所记的水盏实物。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8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