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长大，八零后，爸妈不属于太“鸡娃”的一类，虽然从小到大上了不少美术课外班、写作培优班，主要是为培养情操，真正的课外补习倒没怎么去上过。直到上了高中，因为同辈压力,才随大流地跟着同学去上了几个课外补习班。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罚跪的记忆，还是因为学前班时被老爹发现了我请同学帮我写作业。至于娃爹，出生在美国保守的基督徒/军队家庭，虽然被打屁股倒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基于纠正行为和生活习惯，跟学习好坏关系不大。我们两个南辕北辙长大的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慢慢学会了“和而不同”的道理。

我自己是很佛系的人，辅导学习这种会使血压升高的事儿，我根本就没做过。虽然偶尔看到孩子的作业也有眼前一黑的时候，比如当儿子的数学作业答案处一片空白时，我气得写下“使用大脑”四个字。说来惭愧，一般我开始吼娃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心血来潮开始收拾房间的时候，这往往让我血压直线上升，因为开始不断在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匪夷所思的东西，脑袋中那根弦啪地断了，开始冲娃娃们喊：“快点给我收拾好！立刻马上赶快！”然后就看到噤若寒蝉的俩娃东奔西走。

娃爹一直很看不上我吼娃这件事儿。主要是他生长在一个爹妈从来不会大声的环境中。这又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爹的童年不太愉快，爹妈长年争吵不休，杯碗乱飞，好不容易可以有个阖家团圆的周末，往往以一方摔门而去告终，于是娃爷爷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要让战火纷飞的童年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疫情开始后，娃娃们长达一年在家里上网课，娃爹由于幸运地可以在家办公，于是责无旁贷地接手了当家奶爸的光荣任务。他有一天表情复杂地告诉我，“你曾经跟我说，吼完娃后，就像经过了一种发泄净化，整个心灵都疏通了。我当时想，这是什么烂理由。然而可怕的是，在我吼完娃后，真的心情好多了！”

做父母，是一场共同的修行。每次吼娃后，我们都会做一番自我检讨。娃爹的理论是：教育娃，要在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在自己暴跳如雷时，一定要尽量做到什么都不做，等平静下来，再跟娃讲道理。一味吼叫培养的是恐惧感，而非对事情真正的认识。

尽管如此，我还是留意到，儿子还是多少有些畏惧他爹。多数情况遇到事情都会来找我，而不是他爹。不过，娃爹自己也承认，自己对自己父亲的畏惧感，也是一直到接近30岁时才消失。我也会经常提醒娃爹：“这孩子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安慰和信任，而不是讲道理。适用于娃一的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娃二。”

而为娃娃争取可以哭的自由和权利，是我跟娃爹之间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娃爹成长在一个“情绪管理”至上的家庭。“会哭的娃有奶吃”，这个情况在他们家根本不存在。情绪失控往往比做错事本身更会导致严厉的责罚。大概他们认为，情绪失控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有一次，我们十岁的女儿坐在车里就那么开始流眼泪，我还在焦急地猜测：“呀，这孩子怎么了？”当爹的就冷冷地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自私。因为她弟弟得了一件礼物，而她没有。出于嫉妒她哭了。”然后开始指责妞儿：“你为什么不能发自内心为你弟弟高兴？而满心只是‘我我我我我’？”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是小孩子非常充分的哭的理由，要让孩子继续做孩子。我们想要孩子能够更加无私更加有爱心，我们也需要孩子能面对自己真实的负面情绪，能够拥抱它，也能够与它和解。

文/小裴（现居美国）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