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党龄的茅威涛，身兼中国剧协副主席、浙江省剧协主席，卸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后，她又成为唯一的越剧专属剧场、小百花越剧场的运营方百越文创的董事长。人虽不在体制，但心还如从前。在原本最繁忙的暑期档，小百花越剧场拿出一个多月的时间，举办了名为“戏文里的党史”的红色演出季，为年轻观众传播党史，也为舞台创作提供演出空间。作为当今女子越剧的代言人，茅威涛在G20峰会的主场外交舞台翩翩起舞，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彩车上参与国家级庆典，拥有了一个艺术家所能拥有的最高光时刻。但回归越剧本行，她还是默默做着最基础的工作，甚至连演出季的标题她都亲力亲为。

“我就是想让人家看看，今天的党员是这样的”

北青-北京头条：还记得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吗？入党介绍人是谁？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茅威涛：1986年，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8位演员中第一个入党的，入党介绍人是时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第一任团长、也是浙江省著名作曲家的胡梦桥老师。那个时候正值80年代初期，记得那是在新年第一天，党组织找我谈话，问我入党的意愿，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做一个优秀的人就好了。

后来放假回家，父亲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爸爸是那种平时话不多、但每个字都精辟入理的人，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太先生（尹桂芳先生）也是党员，祝希娟老师也是党员。”我当时恍然大悟，原来优秀的演员都是党员，当即就决定，必须要入党。因为我心中，对太先生是无上敬佩的，这可能就是敬仰的力量。后来，在进入预备党员行列前，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我就是想让人家看看，今天的党员是这样的。”而这也成了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做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

新文化运动启蒙了越剧界文化觉醒的意识

北青-北京头条：越剧诞生于1906年，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走向繁盛的，越剧在百年党史中有着怎样的作为？

茅威涛：百年越剧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同步的。当年，一群穿着蓝布花袄的女子，坐着竹排或是乌篷船从嵊州来到上海。彼时的上海，租界文化繁盛，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外来的话剧、歌剧、电影以及音乐撞击着人们的思维。当年袁雪芬老师她们之所以想到要改革越剧，跟租界文化和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仰起头来迎接新文化的勇气和我们今天并无二致。

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代人有没有可能仰起头来迎接互联网时代？那时左翼文人们对越剧倾注了很多的关爱，甚至直接介入到创作中。当年许广平先生曾在《祝福》的排练场，给过她们很好的指点。田汉先生、黄佐临先生，都参与过越剧的创作，使得越剧界比较早就有了这种文化觉醒的意识，自觉地要去革命，去改良自己以及自己所从事的艺术。越剧界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这与新文化运动是无法割裂的。

刘厚生老师曾经说过，越剧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剧种，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成熟期和繁盛期。如果说其他很多的剧种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期、拥有了观众的普及度，那么越剧是从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真正走向全国的。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除了新疆、西藏以及东三省，其他很多省市都有越剧团，在全国的分布度不亚于京剧。

袁雪芬老师曾因排演《祝福》收到过子弹

北青-北京头条：您自己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榜样是哪位艺术家呢？

茅威涛：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尹桂芳先生和袁雪芬老师，她们都是我特别敬佩的人。今年嵊州越剧团有一个剧目就是写袁雪芬老师的，这个故事不仅出现在她的传记中，在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中也有表述。她曾经为了排演鲁迅的《祝福》，收到过子弹。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为了让自己不再是一个让人看不起的戏子，她们努力改变着。

为给从民间走出的越剧赋予更多的人文概念，选择了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祥林嫂来演出，但敌对势力竟然给她寄了一封有子弹的信。一个女子能有这样的心胸和胆识，扛得起谩骂声和对自己声誉的诋毁，甚至面对死亡威胁，继续进行着越剧的改革，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她们这代艺术家还把编导演制引入越剧，对过去的草台幕表戏进行了彻底改革。

我的宗师尹桂芳先生，更是让我从内心敬佩。建国之后，国家发出让有影响的代表性剧种都要支援边远地区的倡议——我在蝴蝶剧院做百年越剧博物馆收集史料时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当时尹桂芳先生要去福建，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上海优渥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观众土壤，到非吴语地区的闽南地区，建立一个越剧团。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真的是艺术家的一种奉献。我认识的太先生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她就是这样的人，非常决绝。她甚至没有告诉观众和媒体她要去福建了，悄悄买了最早一班去福建的车次。但这个消息不知从什么渠道透露了出去，上海的观众跪在站台上相送，甚至有观众扬言说要卧轨阻止他们走。看到这篇报道和照片之后，我们的内心唯有敬意。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尤其又是女性，那么有担当、那么有胸怀。

偶尔“出格”是做艺术的尝试

北青-北京头条：身为党员，又身兼多个行政及社会职务，在选择剧本以及社会行为时会不会有诸多束缚？

茅威涛：这些身份对我来说确实会有一些束缚，比如在接广告或者在参与一些别人看来“出圈”的事情时，我会更加谨慎。做事不能仅仅凭兴趣，有些事我很担心别人说我晚节不保，就放弃了。比如一些女性护肤美颜产品的代言，我一定要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帮我把关，会特别谨慎。

北青-北京头条：但其实所谓的束缚并不意味着谨小慎微、失去艺术家该有的个性与创造力。您曾经在电视剧《笑傲江湖》中出演了东方不败，怎么会演了这样一个“出格”的角色？

茅威涛：“东方不败”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上的挑战，这个角色和女小生有一种很奇妙的美学上的关联度，加上拍摄时间又不长，这样的尝试我是可以去选择的。其实前两年我做了“王者荣耀”的跨界游戏，那次邀约，我考量了很久。他们的团队也和我沟通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是可以用游戏来传播越剧的。

当时他们请我来扮演上官婉儿，我提出让上官婉儿拜我做师父、成为女小生，然后由她来扮演梁山伯，她的手上拿着一把扇子和一支笔，这也是她的武器。为了增加了解，我有一个阶段尝试去打这款游戏，但是太难了，就放弃了。游戏里面的“动捕”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开始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动捕”。团队给我看了“卷福”康伯巴奇演的龙是如何拍摄的，我才明白，其实是需要带上帽子，手上有N多个点，通过动作来捕捉你的形态。包括那款游戏后期的声音也都是我自己配的，由于用的是越剧念白，“拿笔砚来”这句话后来甚至被UP主们模仿成了“拿瓶盐来”。

建越剧场承接前辈未完成的使命

北青-北京头条：2019年，您多年心血“化蝶”的小百花越剧场，在西湖边矗立起来。从当年“越剧十姐妹”为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剧场而集结，到第一座越剧专属剧场，时隔72年，您想到会是自己实现了前辈们的夙愿吗？

茅威涛：我们这代人承接了前辈未完成的使命，尤其在建党百年之前完成了这样一件大事，我觉得欣慰，但同时还不够。面对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欣赏娱乐的方式完全改变了，走进剧场已经不是年轻观众在娱乐上的必然选择，年长的观众又面临交通不便，而且票价在我们的收入中占比又偏高，这就要求我们这些从业者去重新审视自己。我提出搞驻场演出就是想改变原先那种跑码头走江湖的方式，使看演出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剧场不仅仅是一座剧场，我们也不是晚上6点亮灯，6:30开门，我们的服务是全天的，可能更像是一个文化会客厅或是一个公共空间。小百花越剧场拥有三个剧场、一个艺术电影院、一座越剧博物馆，还有第二课堂的艺术教育，有书吧、餐吧、咖吧、酒吧，成为了一个商业性的文化业态。未来我们会做艺术电影的放映，如果有可能，还会邀请尚长荣老师、裴艳玲老师以及濮哥（濮存昕）等来做自己电影的导赏，同时引进英国国家剧院现场的戏剧电影放映。

北青-北京头条：从艺术家到剧团的管理者，再到剧院的经营者，您的管理思维是如何建立的？

茅威涛：在当团长前，我曾经成立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室，一部作品从创意到排练再到宣发，就是我和团队的几个人来完成的。正是这段经历让领导看到我可能还有点管理才能，就让我回团做了团长，这一干就是18年。当团长两年后我就出了一个对剧团有前瞻性的蓝图，一定要有一座自己的剧场，做驻场演出，两旁的参照系，一边是日本的宝冢、一边是美国的百老汇，当然后来还有伦敦西区和首尔大学路。特别是团、场、校三位一体的宝冢格局是“小百花”可以去效仿的。宝冢年轻越剧10岁，至今仍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业态。《五女拜寿》至今仍是“小百花”上演场次最多的剧目，无论是在顶尖的国家级艺术殿堂，还是最基层的搭台演出，这出戏都是最有观众缘的；而新版《梁祝》则是国际上艺术节邀约最多的，是越剧在当代审美下的一个样态。当了团长就逼着自己要去思考，在没有经纪公司、保利院线又僧多粥少的前提下，自己必须去经营管理，去寻找一条能够让这个剧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佳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晓溪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