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书》——我一下就被这不像书的书吸引住了。细看，这本书由德国人布克哈德·施皮南所写，一位名叫强朝晖的译者翻译，对我而言这是完全陌生的两个名字。后经检索得知，作者是一位自幼读书成癖、终生藏书如痴的德国现代作家，译者则是一位自幼学习德文、如今从事外交工作的中国女性，已出版《中国冲击》《水的政治》《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等多部译著。作者和译者的身份都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不能不读下去，所写内容也颇为别致，从头至尾谈书：书的由来、衍变、气味、性情、遭际……直到书的前世与未来。于此，我也就理解了书名的由来和含义。
正是“他乡遇故知”，遇见我这个多半生编书、写书、与书相伴的读者，怎能不边读边想，希望弄出个究竟！布克哈德认为“每一本书都是对文字的一种奖赏”“书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书里的内容绝非凡俗之物”，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最卓越或许也是最本真的表现形式”“高雅和尊严的化身”，看得出，作者对书是何等敬畏和崇拜！尽管地域不同，文字乃至文化背景各异，西方和东方同样对这由文字构成的书顶礼膜拜，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普通人的绳床瓦灶到有志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先贤古圣已经将读书、著书的崇高与尊贵推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价值选择的沿袭下，中华民族才出现了那么多星光璀璨的诗词大家、著作等身的古圣鸿儒，以致五千年文明绵延至今。也是因为书象征学识和尊贵，发财者虽然胸无点墨，但因有钱任性，花钱雇写手，临了署上自己的大名，以示著作等身；更有暴发户为装点自己的豪宅，购置豪华书柜，再摆上一排排假书。以书贵人，掠书贵人，真是无奇不有。
也是有幸于这种价值选择的荫庇，当我经过动荡岁月的洗礼，走到出版社的书桌前审读、编辑一部部书稿时，我从字里行间闻到了久违的书香，看到了作者的怦怦心动和滢滢泪光；待自己动笔写书，那一行行飞动在稿纸上的字迹，让我又看见了自己心与泪的搅拌，听见了笔尖划在纸上的声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庄严和神圣……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脑出现了，紧接着就是互联网，人们对这陌生的事物欢呼雀跃：以后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没过多久，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召开了好几次“换笔会”，每次都是散文家柳萌兄拉我前去参加。此公虽然人生坎坷，却童心未泯，善于接受新事物，每次开完会都兴奋不已，嚷嚷着要换笔，而我却不以为然：“电脑是机械，我们想的、写的都是形象思维，用机械写形象岂不相互干扰？”于是我们各行其是，柳萌兄改用电脑，他使用五笔字型每天能写几千字，还不必誊抄邮寄，电脑一发就可到达编辑部，我依旧以纸笔书写。可看到朋友们陆续改用电脑敲字，我又心生惴惴，一次问诗人徐刚以何为笔？他笑望着我，说：“当然还是纸笔，以纸笔为媒可生灵感，是一种享受。”我知道他善绘画、喜书法，对汉字感情更深。后来我又问严歌苓，她说她先以纸笔写初稿，之后再用电脑完稿。作家万千，写作状态和写作方法不同，我虽然有了同道与半同道，但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种种社会生态，近年来，无论是报社还是出版社，都要电子版稿件，无论之前写作习惯如何，只能随流变前行。几年前我改在iPad上手写，这是折中——既是手写，也有了电子版。
心稍有安，《书情书》为我敲响了警钟，此书的引子即标题为《马匹与书籍》，虽然不明白作者为什么将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拼在一起，暂且读下去。它追述以往，说1880年的曼哈顿约有八万匹马，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伦敦有三十万匹马，而在同一时期的柏林，仅用于公共交通和出租业的马多达三万匹，用于邮政业的马有一千六百匹。在那时的城市里，马无处不在，它们要住马厩，要吃饲料，伦敦的马每天都会消耗一千二百吨燕麦和两千吨干草，每匹马一天会排出十五公斤粪便，有人担心终有一天城市会被马粪淹没……因为运输、邮政以及一切生活用度都离不开马，特别是一旦打仗，马是军事实力的基础保障，所以自古以来，马与财富、权力和地位关联紧密，以至于国王请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时，都喜欢用马做陪衬，不少贵族和王室的徽章还以马做装饰，足见其尊贵与煊赫！然而从1900年开始，马逐渐从城市、乡村和军队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汽车、坦克和拖拉机，面对这些滚滚轰鸣的怪物，哪怕是何等不忍与不服，都只能徒叹奈何，因为这些机械的功力已远远超过马的速度、承载力和杀伤力，马“这个人类文明离开它便无从立足的生物，最终只能以有生命的休闲和运动器材为自己找到了归宿”。且不要为马悲鸣，也不要慨叹人类的实用和残忍，“适者生存”——这个被达尔文早已验证的一切生物的生存铁律高悬于头上，要摆脱，就是自取灭亡！
由此及彼，嗜书如命的布克哈德由马的命运想到了书的命运，两者看似互不相干，可从规律循又有什么两样！如今，数字化已风行于世，自从有了邮件和微信，没几个人再用纸写的书信沟通信息、联络感情，无论是短文还是书稿，都是电子版，“电子书不过是这股潮流中一个晚生的孩子”。但可怜的布克哈德和可怜的我一样，我们仍执着却又无力地呼喊着“书籍是人类文化和文明最卓越，或许也是最本真的表现形式。书籍是有传统和光环的，它是高雅和尊严的化身”，抛弃它就是背叛文明和祖先……同样可怜的或许还有那些用书“充实”自己的暴发户，因为他们很难借写手代笔的书替自己炫耀学问、伪饰富而又贵了。
终究没有人能抵挡潮流，科技进步和科学发明同样没有人能径自忽略，但愿发明者能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传统书籍的写作和出版找到一个完美的新生路径。这呼声虽然日渐低微和悲沉，可“布克哈德们”还是管不住自己的笔和口。
原标题：书的尴尬和忧伤
文/李硕儒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