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北京音乐厅见证了一场“壮举”。从11月19日至21日，61位民族男高音、17位民族女高音和合唱团组成了百余人的“浩大”阵容，他们在这里连续登台三晚，唱响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北京颂歌》等观众记忆深处的中国旋律。

大声势总是更容易引起注意，这三场音乐会，的确是释放给音乐界的一种信号。

至今，“民族男高音经典音乐会”已举办至第三届。今年，受疫情影响，音乐会想过在线上直播，但总策划、著名歌唱家郁钧剑觉得，终归还是现场更具感染力，也更有“仪式感”。在他看来，眼下，民族男高音乃至民族唱法，都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一档档歌唱节目捧红了无数流行歌手，热播的《声入人心》等综艺也为美声唱法引来了不少流量。相较之下，民族唱法的处境，显然已经有些“式微”和边缘化。

“西洋唱法是‘美声’，那谁是‘不美声’呢？”郁钧剑尖锐地提出了当代乐坛中一个需要重视的现象：美声唱法，似乎已经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没有人用芭蕾舞的标准评判民族舞，没有人用油画评判国画，也没有人用外国建筑来评判中国建筑，美声唱法却可以用来评判民族唱法。”

比如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汉语有十三辙，有四声，还有许多西方语言中不具备的发音，语音差异进而决定传统的民族唱法更适合“脑后摘筋”的吊嗓，美声唱法适合“打开”的音阶训练，但现实中，演唱者往往被要求用西方语言的发音状态来咬中国字，用美声唱法训练民族唱法。

更多问题紧随而来。美声标准的规训下，无论演唱者还是音乐作品，都只能朝着“宏大”的方向靠拢，民族唱法内部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也被逐渐抹平，拉开架势唱“大”歌几乎成了统一的模板。录制各种节目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中国民族男高音声乐艺术研究会陈永峰不止一次听导演抱怨，现在民族唱法同质化太严重，大家声音都一样，表演甚至表情也一样，那么只来一个人就可以了，慢慢地，展示平台变得越来越狭窄；作曲家也有不满，“过于学院派的声音，总是唱不出想要的味道”，久而久之，那些发自肺腑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越来越少，千人甚至万人都唱一首歌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那首《拉住妈妈的手》，近十年过去，仍然算得上民族男高音曲库里的新作品，《南泥湾》《二月里来》等风格轻巧的歌曲更是很少出现了；歌唱家们同样有苦难言，没有展示的平台，没有足以傍身的好歌，新人很难走进大众视野……种种现实和顾虑交织成了恶性内循环，压缩着民族唱法的生存空间。

想要改变这些存在已久的情况并不容易，但郁钧剑始终记得，2014年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去世时，他去往灵堂吊唁，周巍峙的妻子、著名歌唱家王昆拉着他坐在一边，语重心长地嘱托说：“小郁，你一定要多提‘民族唱法’啊，不然以后就没人说了。”当时的情形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也始终驱策着他为民族唱法奔走呼号。“民族男高音经典音乐会”就是音乐家们共同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

今年，音乐会由殷秀梅担任艺术总顾问，吕继宏担任艺术总监，刘和刚任总导演，张也、李丹阳、方琼、王宏伟等任艺术顾问。前辈们勠力同心，甘愿退隐幕后，为后来人搭建起了这个难得的展示平台：61名民族男高音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全部是80后、90后和00后，他们当中卧虎藏龙，于海洋、曾勇、孔庆学、黄训国、毛一涵等都曾摘得金钟奖金奖。本次音乐会还特别邀请了17名民族女高音歌唱家，也是清一色的年轻面孔。

连续三届音乐会举办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和尝试扭转民族唱法面临的困境。“有更多人回归民族唱法，就会有更多人意识到民族唱法的魅力。”郁钧剑说。

“其实，让老百姓说起自己知道的男歌唱家，十个里可能有八个是民族男高音。”陈永峰举例，年长的如蒋大为、李双江、阎维文，年轻一点的如王宏伟、刘和刚，都在歌迷心中占据着一席之地，民族唱法并非没有受众基础。这种源自民族血脉深处的歌唱方式，总是让观众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如何让民族唱法更好地传承下去，是业界必须直面的话题和挑战。

文/北京日报记者 高倩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