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秋,汉江大水,淹没城郭庐舍无数;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6月,汉江大水,毁坏房屋2万余间,百姓死亡无数;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汉江发生特大洪灾,“汉江溢,百姓溺死无数”,安康段洪灾为900年一遇。据统计,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南宋以后八百余年间,发生特大洪灾47次,平均每百年约6次,常常使“千家漂没,房屋无存”。自北宋至清同治近八百年间,安康盆地共发生造成决堤淹城洪灾15次,平均53年一次。汉江下游的江汉平原,河道蜿蜒曲折,两岸受堤防约束,河宽越向下越狭窄,河道泄洪能力逐渐减小。当长江中游水位处于高水位时,钟祥、潜江、天门、仙桃等县市自古以来大水频繁,常常泛滥成灾。
在滔天洪水灾害中,两岸百姓发扬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精神,奋力筑堤挡水,然而往往溃不成堤。资料显示,自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至1954年,汉江有188次溢溃,造成了百姓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汉江的堤防史,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襄阳古堤。《史记》载,汉江的堤防始自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间,楚令尹孙叔敖“堤防湖浦,收九泽之利”。后经汉唐三国南北朝直到宋代,汉江的堤防一直在修筑和加固。《宋史》载:宋初(公元960年至970年),“汉江水岁坏堤,害民田,常兴工修护。延进累石为岸,遂绝其患。”到了明代,修筑技术有了本质性提高,汉江堤防更具规模。明嘉靖年间,汉江下游两岸堤防相继连为一体。清顺治十年(公1653 年)之后近三百年间,汉江下游的堤防屡次溃决,但屡屡修复,堤防保护有较大进展。近代以来,汉江堤防不断维修、加固、连接,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汉江发生大小洪水45次,全流域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较大洪水。党和政府针对汉江堤防堤身低矮、抗洪能力低等情况,按照国家防洪标准,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堵口挽月、加培填护、险段整治”,大大改善了堤基,加强了堤质,增强了堤防的抗洪能力。
迈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汉江的治理进入了“人水相亲”新阶段。在打造山清水秀、海晏河清总体治理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把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发展统筹考虑,一批防洪与交通、景观、市政建设有序展开,新建护堤工程、碧道工程、整体形象工程、景观工程等相继完成。往日“汤汤洪水,浩浩滔天”的千里汉江,已成为人水和谐的安澜典范。一江两岸的生态廊道、滨江景观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一江清水,浩浩荡荡向前奔流。
泽被四方。自“鲧堙洪水”始,中国人的水意识、水思维、水文明不断提升,逐步发展起“以水就人”“以水治水”而筑堤御水的“人水相亲”。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中国人开挖千里京杭大运河,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建堰闸截断“巫山云雨”,而“高峡出平湖”;创造“四纵三横”的南水北调而泽被四方。
居住在秦岭南北两端的古人类发明了原始农业,最早进入了农业社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因而秦岭两侧有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最早的水利工程可追溯到公元前246年,韩国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而后,西汉萧何修建的山河堰,汉武帝时修建的引渭诸渠工程,破解了粮荒,造福了民众,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利人水利”中,汉江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水利奇迹——被世界灌排委员会确认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就是古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典范。
“汉中三堰”,是依托汉江上游两条支流褒河、湑水河而建的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万古萧何堰,褒斜北面南。石泾盆琢玉,川激水无蓝。星象开天汉,云龙寄斗潭。休登岩穴路,不忍见殽函。” 这是《汉中府志》记述汉江上游修筑山河堰而良田广布、富甲一方的水利故事。山河堰位于汉中城北,褒河石门水库附近,是汉中历史上最早可查证的水利工程。
褒河也称乌龙江,是汉江的一条主要支流,其自身支流众多而密集,先后经过铁佛殿、马道,在河东店进入汉中盆地,在孤山附近流入汉江。据载,公元前206年,萧何跟随刘邦入汉中,当时中原地带修堰引水灌溉已经普及,但汉中还在用古老的桔槔汲水。萧何为了更有效筹集军粮,考察了当地的河流,与懿侯曹参共同主持修筑了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山河堰,也称“萧曹堰”“萧何堰”。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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