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要特别注重应用，而不要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这是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李景汉先生说过的话。

李景汉生于1895年1月12日，北京通州人，1917年赴美留学，1924年学成归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

据著名学者郑杭生在《李景汉与〈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本文多处引用该文，不再注）中钩沉：“李景汉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由于当时我国没有关于人口、男女性别比等基本的统计资料，无法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而其他国家的同学却能回答同样的问题。”这刺伤了李景汉的民族自尊心，此后一生坚持“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要从事一辈子社会调查”。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李景汉从调查北京城市底层民众，转向调查农村的开山之作，呈现出“中国乡村可悲可喜甚至于可惊的种种现象”。被调查的黑山扈、挂甲屯、马连洼村、东村已发生巨变，但书中承载的情怀、担当与赤诚，永为后学楷模。

从这本书中，读懂大家的情怀

留学期间，李景汉立志“三不做”，即：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

当时“国人不但不知道社会调查是怎么一回事，就连这个名词也少有人听见过。只有两三个作大学教授的美国人，会试一试用在西国已经实行有效的社会调查方法，来调查中国的社会情况”。

1924年，因《北京社会调查》而成名的美国学者西德尼·甘博约李景汉回中国做社会调查，他是宝洁公司创始人詹姆斯·甘博之孙，自1908年起5次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参与创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李景汉表示：“这自然正中我的心怀，就非常高兴的回到北平。”他建立了北平社会调查社，任执行干事。因甘博正在一所学校学中文，功课压力大，李景汉暂时单干。

“那时我真是精神十足，每日风雨无阻的混迹于车夫当中。不但在大街小巷与车夫个人谈话，即车夫休息所，人力车厂，车夫家庭，统为我走遍了。”李景汉因此完成了著名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成立，李景汉任调查主任，“一切工作亦属开荒性质，毫无成例可供参考”。同年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调查方法一门”，请李景汉兼职授课，因“学生对于社会调查的兴趣甚大，都要亲尝实地调查的滋味”，遂先后组织两个年级的同学（前一班15人，后一班8人）参与社会调查，加上一名研究生的独自调查，共获得4个村的调查数据，分别是：

黑山扈村：离燕京大学较近（“西北十里路”），且班中女生张光禄的父亲在村中有别墅，老人热心帮助村民，有口碑，只是村略小，仅调查了21家。

挂甲屯：距燕京大学更近（“不过半里”），且设有警察分署，便于调查，最终完成了100家调查。挂甲屯靠近城区，与城厢居民生活近似，极少以务农为业者。李景汉担心该村与“乡村”的情况不符，将这部分调查列为专章，以示区别。

马连洼村：调查了30家。

东村：调查了15家。

在李景汉设计的问卷中，向每个被调查对象提出约100个问题。

苦难乡村保存了道德氛围

当时中国农村被视为“愚、弱、贫、私”，但具体程度如何，又无人能说清。《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拿出清晰图像：

收入奇低：以挂甲屯为例，年户均收入180.82元，支出163.99元，食物支出占比（即恩格尔系数）达64.3%。挂甲屯中73%的家庭年收入不足200元，会经常挨饿。挂甲屯近圆明园，早期居民多旗丁，生活安逸。李景汉来调查时，这里已陷入赤贫，满人户仅剩15%，外来户占33%，2/3的外来户因在老家破产，逃到此地，可见他们的老家更穷。黑山扈三村情况还不如挂甲屯，年户均收入217元，支出235.21元，呈亏损状态，大多数家庭靠借债维持。

婴幼儿死亡率惊人：挂甲屯受访的97名女性共生育326个孩子，死去132个，不满10岁死去者达119个，即36.5%的孩子活不到10岁。更可悲的是孩子们的死亡原因：“这些家庭在儿童病时多半请不起医生，故关于儿童的病也说不清楚。”

营养不良：当时羊肉、猪肉每斤仅0.3元，但100家中87家“只在新年、端阳（即端午节）与中秋两节购用肉食，亦有全年中只在新年吃一次肉者。此外吃得起肉的百家中不过13家，数量与用费亦甚少。于此可见村民生活程度之低微”。

兵灾骚扰：“民国以来京郊一带曾受兵灾数次。挂甲屯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以后，曾遭某系军队之骚扰，百家受损者46家。”“其他3村损失更大：64户中有52家受损，损失共计5548元。”

农村状况触目惊心，可村民们却呈现出令人震惊的道德素质，即：“大概说来，本村（挂甲屯）人民之品行端正。赌博行为除年节外甚为少见。村中无盗贼亦无乞丐。”村中74家的窗户安了玻璃，“由此看出居民进步的程度”。

有温情和敬意，才能传之久远

数字是冰冷的，但统计数字的人是有温度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呈现出社会科学研究的良知：以温情和敬意，直面苦难中挣扎的人民，他们是一个个内心光明、渴望美好明天的鲜活生命，他们一边忍受着命运的不公，一边承托着国家的前行。

李景汉先生使用的是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接续的却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中国传统。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也是李景汉先生学术转型的关键之作，沿此进路，他在1928年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有后篇：1956年中秋节前夕，在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邓拓的建议下，年已花甲的李景汉先生重访挂甲屯等4村，还调查了西北旺、东北旺两村，部分调查内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反响。因种种意外，全部内容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为题，直到1981年才出版。序言中，李景汉先生写道：“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我抱着无限的希望，从而也有一个想法，即希望能够在本书所调查的同一地区，再做一次调查。可惜我自己已达八十七岁的衰弱年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86年9月29日，李景汉先生仙逝，终年91岁。

1929年商务印书馆的初版《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难得，书因人贵，它本是一堆无生命的物质，只因负载了人的情怀，才有了不被时光尘埋、越久越珍贵的品质。

文/唐山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