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节点的临近，一些上市银行正在为可转债高比例转股做准备，而这也是当前银行可转债面临的普遍问题。

近日，江阴银行推出了今年A股首份银行高管增持计划，该行高管等成员拟通过购买可转债并以转股的方式增持该行股份。就在同一天，江阴银行还发布了债券持有人江南水务增持该行可转债比例达到20%的公告，后者表示将会在转股期内进行转股。

转股率低企盼“救场”

综合来看，江阴银行的高管和持股机构此时发起可转债增持，或与其“江银转债”即将迎来转债期满但转股率过低有关。

银行可转债只有完成转股才能直接补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否则发行方必须兑付到期本息。根据记者梳理的数据，于2024年到期的上市银行可转债共有4只，转股率普遍不高。与江阴银行一样，无锡银行可转债也将于1月底摘牌，但是转股率只有2.64%。

在剩余不足20天的时间里，上述两家银行如何扭转局面已备受市场关注。

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购买该行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根据该行透露，江南水务持有该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过5%。后续，江南水务对“江银转债”的增持、转股，或将上演2023年中国华融在光大银行可转债“光大转债”摘牌前夕“救场”的一幕。

面对同样迫切且完成难度也不小的任务，另一家银行无锡银行又将引入哪一家机构来“救场”？在银行股普遍“破净”的行情下，这种“救场”动作会否成为后续银行可转债退出的主流方式？

江阴银行首引国资股东

前身为江阴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江阴银行，是全国三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于2001年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9月成功登陆A股，成为全国首家登陆A股市场的农商银行。

在完成A股IPO两年后，江阴银行又推进了一笔再融资业务。2018年1月26日，该行成功发行20亿元规模的“江银转债”，期限为6年（自2018年1月26日至2024年1月26日）。也就是说，两周后“江银转债”即将期满。

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9日，尚未转股的“江银转债”金额还有17.58亿元，占发行总量的87.89%。对比之下，该行的转股率远远低于此前银行可转债摘牌时的转股率数据。自2003年至今，历史上的银行可转债退出方式多是在行情刺激下，触发赎回机制，实现高比例转股。除了“光大转债”转股率为七成外，其余银行可转债转股率均达到了99%以上。

为提振市场信心，目前江阴银行不仅积极动员董高监、骨干成员进行增持，还拟引进当地国资系股东。

根据江阴银行1月5日披露的公告，董高监、骨干成员等增持主体，包括了董事长宋萍，以及行长、监事长、副行长等人员，此外还有分支行的“一把手”，共计14名人员。上述增持主体除了从二级市场增持该行股票，还可购买可转债以转股的方式增持股票，额度上共计不低于1000万元、不高于2000万元。

此外，江阴银行曾于2023年11月9日发布公告称，江南水务拟购买该行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并拟在转股期内实施转股成为该行股东。江南水务也在11月披露，公司拟以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购买“江银转债”，具体购买金额以实际结果为准。

根据最新数据，当前江南水务持有“江银转债”的占比已超过二成。目前“江银转债”的溢价率在15%上下，江南水务不惜将高于二级市场的价格转股为江阴银行股票，或与其“救场”并成为该行大股东的思路有关。

江阴银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当前前十大股东未见国资股东现身，以民营股东为主，且持股比例均不高于5%。从2023年三季报数据看，该行前十大股东中单个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仅为4.18%。

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购买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按照江南水务拟购买“江银转债”的金额上限计算转股数据，江南水务持有江阴银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过5%。若江南水务增持可转债并如期转股，将成为江阴银行第一大股东，这也意味着江阴银行首次引进国资系股东。不过，在转股期结束前，江南水务还需尽快向监管部门申请江阴银行股东资格，获得批准后才可进一步增持股份至5%。

公开信息显示，江南水务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其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为国资企业，注册资本9.3521亿元。江南水务已发布公告表示，通过购买“江银转债”并实施转股成为江阴银行股东，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开拓公司业务布局，与江阴银行实现资源互补并发挥协同效应。

“光大”案例会否重演

与江阴银行、无锡银行眼下的困境相似，2023年一季度光大银行也曾遭遇了同样的情形。

光大银行发行的300亿元A股可转债“光大转债”（自2017年3月17日至2023年3月16日），在临近摘牌前也有大比例的“光大转债”未转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尚未转股的“光大转债”占其发行量的比例高达八成。

进入2023年一季度，银行股走势普遍低迷，光大银行股价也一时难言起色，此时“光大转债”转股溢价率超过了15%，债券持有人转股的热情并不高。于是，在即将摘牌前夕，中国华融紧急“救场”。

2023年3月16日，在“光大转债”最后转股日这一天，中国华融迅速通过可转债转股方式，将其持有的1.40亿余张“光大转债”转为光大银行A股普通股，这一数量占据了“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近五成（46.67%）。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转股前，中国华融并未持有光大银行股票。转股后，中国华融持有光大银行普通股41.85亿股，占该行普通股总数的7.08%，一举成为光大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

最终，“光大转债”累计转股金额227.31亿元，赎回“光大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72.69亿元，占发行总额的24.23%。

借道转债增持已不鲜见

不同于前述紧急“救市”的案例，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间，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以及成都银行、宁波银行等银行均出现过股东通过可转债转股增持的举动。

其中，江苏银行与宁波银行的动作较为相似，两者皆是因为正股股价走势符合预期，股东在转股期积极转股，实现盈利和增持“双赢”。例如，江苏银行第一大股东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9月1日至11月16日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该行股份407.23万股，而这一阶段的转股溢价率只有-0.084%。

此外，南京银行、成都银行的股东也曾积极购入可转债，并溢价转股增持股份，助力提高市场预期。例如，南京银行于2021年6月15日发行了200亿元规模的可转债“南银转债”，2022年该行的5家机构股东以可转债转股方式溢价增持股份。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南银转债”的平均溢价率为13.94%。上述增持的股东包括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以及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彼时，法国巴黎银行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南京银行股份1.83亿股，占该行2022年末总股本的1.77%。

不过，此后银行板块二级市场走势有所低迷，至今“南银转债”转股进程仍未完成。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南银转债”尚未转股的金额，占其发行总额的比例还有83.0832%。

与南京银行股东的溢价增持类似，成都银行的外资股东也上演了溢价增持的操作。成都银行发行的80亿元可转债“成银转债”，起止日期为2022年9月9日至2028年3月2日，截至2023年年底转股比例为35.04%。2023年5月，来自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 Berhad）通知成都银行，已累计将其持有的12.65亿元的“成银转债”转为成都银行9100万股A股股票，持股比例合计增加了1.58%。转股后，丰隆银行持有成都银行的股份比例为19.57%。

根据丰隆银行权益变动的时间（2022年12月6日—2023年5月8日），记者统计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发现，这一阶段“成银转债”的转股溢价率为18.24%，而2023年5月初的转股溢价率则在20%以上。

为何银行股东不惜选择溢价转股的方式增持股份？对此，业界的观点普遍认为，一方面，机构股东看重银行股股价的长期走势，忽略了短期亏损；另一方面，股东借此提升自身的持股比例，以分享商业银行长期的高分红收益。

编辑/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