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巴别塔》近日推出中文版。这本小说曾获星云奖和英国国家图书奖，作者匡灵秀，1996年生于广州，四岁跟父母移民美国，一路念书，在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去了剑桥和牛津，拿了硕士学位，现在耶鲁大学攻读东方语言的博士。《巴别塔》是她出版的第五本书，看作者简历，实在是个学霸。《巴别塔》像是她在读东方语言时，顺手写下的课外笔记。

反思殖民主义：魔幻小说的魔幻之处

《巴别塔》故事开头是这样的：1820年代，瘟疫席卷广州，一位英国教授救下一个濒死的男孩，给他起了个英文名字，罗宾。教授成为罗宾的监护人，带着罗宾去伦敦，安排他学习：上午三小时学拉丁语，下午三小时学希腊语，当然还要掌握中文和英文。六年苦学之后，罗宾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于“翻译研究中心”，又称“巴别塔”。这里的学生学语言，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专攻的领域。然而，巴别塔中最神奇的课程是银器制作。那里的银器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它会吸收翻译中被磨损掉的那层意思，比如中文的“囫囵吞枣”一词，翻译成英文可以是“To accept without thinking”，枣哪儿去了？银器可以保留翻译中那个消失的“枣”。那正是大英帝国扩张的年代，巴别塔的学生，毕业之后要参与帝国的事业，语言正是帝国扩张的一种武器，银也是。罗宾很享受在牛津的学习生活，但他总感到哪里不对劲。

从观念上来说，让鸦片战争之前的英国学生反思殖民主义，多少是一种“时代错置”。但这正是一本魔幻小说的魔幻之处。我读《巴别塔》，总感觉作者把自己的学习经历放到了小说里，比如罗宾在伦敦坐马车，马车上嵌有一块银条，上面写的是speed和Spēs。教授就解释说，Spēs是拉丁语，是英语speed一词的来源，但这个拉丁语单词中还包含了希望、好运、成功及达成目标的意思。她写到巴别塔中有一个学生学梵语，同时兼修德语。注释中便说道，德国人最早进行了梵语的研究，他们的专著大多翻译成了英语，所以学梵语的学生，必须同时学德语。这样的注释给小说增添了很多语言学的学术味道。

语言：英帝国的武器

《巴别塔》中写牛津翻译中心有许多排书架，对外国语言的语法研究都陈列在书架上，威廉·琼斯爵士的侄子也在巴别塔学习，毕业之后也是去海外游历，为帝国的贸易做贡献。这位琼斯爵士，历史上大名鼎鼎，1764年从哈罗公学毕业，进入牛津大学读书，在校期间就写过波斯语法著作，翻译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著作。他1783年到印度，在殖民地做法律工作，业余时间全部用来学语言，梵语、孟加拉语等等——据说他一生学了28种语言。他是所谓“印度学”的创立者。

欧洲人的知识积累，是一个太浩瀚的故事。历史学家每称，伟大的航海家所发现的世界，尤其是他们穿越大西洋之举，对于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人的思想，居功至伟。那些传奇船长的发现，毫无朦胧晦涩之处。无论是广见博识者，还是目不识丁者，无不为新的事实所震撼，而思维日渐深密。这些思想，便通过航船停靠的码头和归航船工所讲的故事，传播开来。沾溉所及，心智日开，整个欧洲皆受其益。这一过程，大大促进了科学时代的到来。而科学及医学的进步，是英帝国扩张的武器。

《巴别塔》的核心——“语言”——也是英帝国的武器。举一个例子，莱佛士，他出生在牙买加的一条船上，父亲是英国船长，牙买加当时是英国殖民地。莱佛士14岁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24岁被派往马来西亚。后来，他在马来西亚南端的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由港，那就是新加坡。他学会了马来语，1824年返回英国，为动物学会的创始会员，并和一群同好学中文。现在我们去新加坡，能看到很多地方以莱佛士命名。你看，自由港、海军基地、语言学习，都是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服务。

翻译的危险：甚至有性命之忧

出生在广州的匡灵秀，曾经写过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魔幻小说《罂粟战争》。她的《巴别塔》，敏锐捕捉到了语言学习和帝国贸易及战争的关系。她安排男主角罗宾前往牛津学语言，然后安排另一位主角来劝诫罗宾——你要认识到殖民者与英帝国的不公与非正义，你要反抗。在鸦片战争前夕，罗宾回到广州，见到了林则徐。对这个好玩的故事，不再剧透了。但我想再介绍一点儿翻译史话，给《巴别塔》的魔幻阅读，增加一点儿真实的味道。

1760年，李自标出生于甘肃凉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771年，11岁的李自标和几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少年一起前往那不勒斯接受神职教育。1773年，李自标到达那不勒斯，进入“中华学院”，在那里苦读十余年。他学了拉丁文、哲学和神学，也学习中文，1791年在罗马参加神学结业考试。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准备出访中国时，找不到通中英文的翻译，到中华学院，请李自标做翻译。1792年，使团在朴次茅斯乘船前往中国。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使团，李自标担任翻译。

但不是中英文互译，而是中文和拉丁文互译，再由其他译者将拉丁文转译为英语。使团说的英语，先翻译成拉丁文，再换成中文。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个12岁的孩子，叫小斯当东（马戛尔尼助手斯当东的儿子），他刚开始学中文。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时，和珅叫小斯当东上前说两句中文。小斯当东很害羞，乾隆帝赏赐黄缎之后，他用中文表达了感谢。后来，小斯当东致力于中文学习，从事多年翻译工作之后，曾当选议员。

有很多历史书记述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故事。近年，有两位学者将目光集中在使团的翻译上：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写了一本书叫《龙与狮的对话》，详细考察了使团访问的全部翻译工作；另一位是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她的书叫《翻译的危险：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算是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双人传记”。除了这两位之外，沈艾娣还写到了小斯当东前后的几位口译员，当年的译者会被威胁，被软禁，被流放，甚至有性命之忧。他们常常受到中英双方的质疑和批评。沈艾娣认为，清廷压制专家的行为，使其错过了洞察西方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本可能阻止清政府走向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

写完《龙与狮的对话》，王宏志教授开始撰写姊妹篇《硝烟中的对话：翻译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翻译的危险》一书则在“双人传记”之外，单独写了一章“鸦片战争”。沈艾娣教授的侧重点是林则徐的翻译活动，由此来分析清朝高官的信息渠道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我们称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也会得出结论说，“英兵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样的结论实在不能算是“知己知彼”。

林则徐的翻译：语言能力曾受质疑

1839年到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主持过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当时有四位翻译为林大人工作，将英文报纸的内容译成“澳门新闻纸”，也就是一份“英语新闻简报”或者“参考消息”。林则徐说，“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之方，多由此出”。他将“澳门新闻纸”抄送广东同僚及其他省的高官参阅，甚至将部分内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览。在中英双方的剧烈碰撞中，担任林则徐首席翻译的是袁德辉，1820年代在马六甲学过拉丁文和英文。但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专家质疑：他不会使用标点符号；翻译新闻经常出错，把林则徐的命令译得不知所云。当时的英方翻译认定袁德辉的拉丁文和英文都很差，“只能理解最简单粗浅的意思”，无法应对文法稍微复杂的句子和惯用语。也许离开马六甲的语言环境之后，这位翻译者的语言能力退化了。

作为东方语言博士候选人，《巴别塔》的作者匡灵秀对中英这段早期接触史及其间的翻译工作肯定是了然于胸。她在《巴别塔》中写出了历史的一种“或然性”，主角罗宾从广州回到牛津，他想摧毁作为帝国武器库和数据库的“巴别塔”，阻止战争。好了，又剧透了一点。最后，希望你阅读愉快，从中体会到语言学习的乐趣。语言曾是藩篱，现在语言不是什么障碍了，翻译不是什么难题了，谁都可以睁眼看世界了。但藩篱还在。

编辑|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