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自言是无意闯入文学之境的。而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前，他并非写小说，而是写诗。近日，阿来携其最新诗歌集《从梭磨河出发》亮相上海国际书展，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论家黄德海等会聚一堂，分享他们的“诗意人生”。

《从梭磨河出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最新推出，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诗歌集，收录了包括《风暴远去》《这时是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灵魂之舞》等作品。这些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活，以质朴真挚的笔触抒发了阿来对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从梭磨河出发》是迄今为止收录诗歌数量最多的阿来诗集，其中第一辑的内容来自阿来的首本诗集《梭磨河》，第二辑与第三辑选自201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来的诗》，在此基础上，第四辑增加收录了阿来早年发表在杂志、诗选等读物上的作品。

开始写诗是因为“觉得朋友们写得不好”

阿来1977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那时候社会有股“文学热”“诗歌热”，阿来讲述说当时他身边有很多同龄的年轻教师，“有学数学的、学化学的、学地理的、学英文的，独独没有学中文的，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写作。”

有趣的是，那时候中学里一到星期六，食堂就不开火，于是每个人出几毛钱到小镇的饭馆里撮一顿，喝着廉价的酒，吃点便宜的菜。吃饭的时候，朋友们就会将习作、小说、诗歌拿出来，借着酒兴朗诵说：“看我写得怎么样，请大家评判。”

正在写作的人总是互相鼓励，那时候，阿来的志趣还在于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我经常‘口出狂言’说，‘你们写得不好。’因为一读古典诗词就有很多标杆式的人物，比如杜甫、李白、苏轼、高适、屈原……终于有一天，他们说那些都是死去的人，我们要书写现代，书写当下。我想这也是个道理，后来他们跟我打赌说，你能不能试一试，按我们的方法，按自由诗的方法，给我们写两首？”

阿来说自己那时年轻好胜，晚上回去就写了两首，“一首诗叫《振响你心灵的翅膀》，一首叫《母亲，闪光的雕像》。第二次喝酒的时候拿去，他们看了说，‘确实比我们写得好，我们帮你投稿吧。’那时候我不知道投稿是什么，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个‘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帮我投的诗被采用了，从此年轻人的虚荣心得到鼓励，我就开始写诗了。”

开始写诗时阿来23岁，一直写到了30岁。

在近日的上海国际书展上，忆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程永新回忆说那时候整个社会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也是诗歌兴盛的年代，“基本上人人都会朗诵朦胧诗。我们学校的礼堂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诗会，每次都人满为患。当有同学写出好诗的时候，全校都会轰动。在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我也读了很多诗歌。我一直认为诗歌是离哲学最近的文学样式，诗歌也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

黄德海说自己高中的时候会拿一本聂鲁达的诗集，“每天背一首，也学着写了诗。”现在阅读《从梭磨河出发》让他一下子找回了当时诗歌热的感觉，“阿来诗中的意象可以和我们共振。抒情诗就是一种共振的传统，要大家共享血脉里流淌的东西。虽然我们离开了八十年代，但读阿来的诗就会发现八十年代的余风犹在。”

三十岁时曾陷入巨大的困惑

《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对阿来而言是很特别的诗。写这首诗时他三十岁，而在这首诗之后，他就不再写诗，转向小说了，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尘埃落定》。

提及自己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的起因，阿来表示，他写诗歌其实是一个游戏，“但我没想到这个游戏把我带到了一个严肃的世界，那就是文学。我们年轻时在摸索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向也是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事实上，阿来开始写诗的同时也在创作中短篇小说。1989年，阿来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梭磨河》，“梭磨河是我家乡的河流，我就是喝梭磨河的水长大的，我在那片有雪山、草地、森林的地方长大，这个地方也是我写作的出发点；另一本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有两本书出版，又正好三十岁，阿来好像也可以说自己“三十而立”了。但他那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我出了两本书，可是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作家？我惶恐了，有些码字的人把自己叫做作家，但是在我心里，作家不是职称，是另外一个称谓，他们叫海明威，他们叫托尔斯泰，他们叫左拉，他们叫李白，他们叫曹雪芹，你一比，这个自信就没有了。所以，我在那时候面临巨大的困惑，面临着再一次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困惑，希望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点建树，而不是躺平。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躺平，我们是比较奋发激昂的，也不卷。”

陷入巨大困惑中的阿来，甚至不能写作了，他就开始到处漫游，“文学史、文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寻找自己跟时代、大地、文化、族群的关系，大部分人没有认真体验过，但我要体验一把。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我想找我跟大地、自然、族群等的感应，所谓感应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万一没有呢？万一有呢？所有一切都是理论的设定，我没有实践，没有体会，就继续走。”

就这样，阿来写下了《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都是我写在香烟盒子上的，我走到一个地方所有的感应。”

写完这首诗以后，阿来做了个决定，不写诗了：“写诗歌要保持抒情言志的传统，当我明白诗是什么，也就明白了文学的道理是什么。我觉得我要找一种更复杂、更能面对当下世界的方法。”

阿来决定《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之后退出“诗的江湖”。但是，写这首诗让他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我知道了诗是什么，这个‘诗’不是和小说、散文、戏剧等相对的简单分类，我是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诗。第二，我觉得我跟土地、自然、人文确实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互相感知的关系，所以，我这辈子要严肃地做（写作）这件事情，不一定通过分行的诗歌，将来戏剧也好、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可以包含诗表达的内容。”

从那之后，阿来决定要严肃对待文学。有四年他一个字没写过，而是开始大量学习：“从1990年开始，我开始做地方文史、地理、人文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大量经典性的阅读，1994年开始写《尘埃落定》，《尘埃落定》也有曲折，1998年才出版，其实我1994年就写完了。”

确定了自己对于写作的严肃态度后，阿来说自己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向前走：“我写作的前18年是比较游戏的心态，严肃之后当然有压力，游戏多么轻松，变成严肃事情的时候就不完全一样了。后来我也有所警惕，严肃之余要保持一定的游戏心态。除了历史评判、道德评判，文学还有游戏层面，高智商的文字游戏就是游戏层面，我牢记这一点，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原因。”

黄德海从批评家的角度出发，指出阿来的文学思维和语言与他的诗歌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诗歌可以被看成阿来的阑尾，阑尾其实包括了身上所有的干细胞，是基因库。阿来的诗歌包含着他所有的文学基因。阿来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基因。”

“懂”是有门槛的，不然要教育做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离诗歌很远，更是以“读不懂”为理由对诗歌抱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此，阿来认为，“懂是有门槛的，不然要教育做什么呢？审美的教育、知识的教育提升了，你才能懂。”

阿来认为现在文艺倾向出现两个可能性：一种就是往下走，去将就审美层次低的那些人的需求；第二种就是“把懂变成翻译”，比如讲古诗，就是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看语文老师翻译的功夫够不够，比如让语文老师来解析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阿来说：“这个还好读，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就不好翻了——不是说意思翻不出来，而是当这些意思都明明白白被翻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个巨大的损耗：诗意没有了。今天又面临这样的情境，全民普及教育程度这么高的时候，不懂的人居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老子不懂。’这是什么道理？不懂的人不是应该自卑吗？自己应该去读书。”

阿来认为懂或不懂貌似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其实非常要紧：“跟人类的进化有非常大的关系。过去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把它弄懂，弄懂就产生了学问，先有问后有学。今天很多受过大学本科教育以上的人在网上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懂，那你的毕业证是怎么拿到的？时代进步不光是房子住得比原来大，年收入、月薪比原来高，更重要的是知识比原来宽广，审美比原来提高，这才是社会进步的另外一个要义，也是文明社会建成的重要标志。”

对于“看不懂诗”，程永新表示，他当时看不懂的朦胧诗，现在看来也没那么难，“读诗需要语境。有些诗人的诗很晦涩，例如特朗斯特罗姆，但我认为读自己能读懂的部分就好了。一个民族的诗歌是否强盛，和文化强盛是有关的。增加诗歌的教育和科普，对未来只有好处。”

如果只是读概念的话，永远没有办法读懂诗

那么，对于一首诗，评价的标准在哪里？怎么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

黄德海表示，第一个层面是判断这首诗是否空洞、乏味和过于浅白；第二个层面是能否从这首诗里看到一个刻画自己的诗人；第三个层面是看这首诗是否点亮了自己心中的暗角：“就像很多人是从电影《星际穿越》开始读托马斯的那首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在那个情节中，这首诗一下子点亮了整个天空，这首诗不只是一首单纯的诗，而是附着了一个活人身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这时候我们就走进了一首诗，从一句诗、一个词走进一首诗，只有这样，诗歌才不会离开我们。如果只是读概念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读懂它。回到当下，我们每一天都在跟诗歌打交道，并且一刻也没有离开诗歌，这才是真实的和诗歌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状态。”

程永新表示，诗歌好坏的标准很难评判，他现在就是跟随个人趣味读诗，“像阿来的《从梭磨河出发》，我注意到出现最多的词是‘祖先’。阿来的诗集有灵魂，有他的先人，有他的来路，有他的传统，所以好的诗歌一定是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存在，这种精神的力量是通过唯美的手段、意象的手段来表达的，语言又非常美，这应该是好的诗歌。”程永新认为诗歌好坏的标准应该要稳定下来，这样“其他的才可以来讨论。”

程永新说阿来是自己的文学偶像：“阿来小说的语言非常漂亮，这和他早年写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他还认为阿来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什么题材都能驾驭：“他的诗歌有着惠特曼的气质，小说的语言也非常准确，很多作家成名以后不愿意提起早期的作品，而阿来愿意把他的来路告诉读者，这是一种勇敢和自信的表现。其实还有很多人从诗人转到了小说家，文学的门类其实是相通的，只要能表达对生活的看法，文学其实不分门类。”

而在判断好诗的标准上，阿来说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实用主义，“我是惠特曼派和聂鲁达派，我比较喜欢汪洋恣肆的现实主义书写。”

因此，阿来喜欢杜甫、岑参的诗，他现在还在成都开了 “杜甫成都诗讲座”：“讲了18讲，还要讲2讲，才能讲完杜甫写成都的那么多诗。”热爱岑参则让他关注西域、关注河西走廊。至于惠特曼，“我在美国旅游，朋友给我路线建议，我说‘不’，他说为什么？我说，‘惠特曼没写过，我要循着惠特曼的路线走。’”

故乡是用来出发的，而不是用来时常反刍的

谈及自己的“诗意人生”，程永新表示，读诗还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读一本书有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多，读诗歌则是一种占用时间比较少的阅读方式。另外我比较喜欢读好的诗歌，会启迪你的思维、想象、心灵。读书其实是一种习惯，有的时候你觉得生活无聊了、枯燥了，你读一读诗，使你的心境洁净一点，使你的心态宽阔一点，你会有愉悦感。好的诗歌是民族、智者对生活的表达，好诗歌里有信仰。”

程永新说自己在疫情期间看了特朗斯特罗姆的全集：“他得诺贝尔奖的诗集是做减法做出来的，得诺奖的诗集收了1000多首，删掉了2000多首，可见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高。他精选出来的诗集非常凝练，几乎找不到重复的意象，找不到重复的句式主题、方法。阅读诗歌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培养这种兴趣的话，对你的身心健康、心情、精神都是有好处的。”

黄德海也表示诗歌是他日常生活的安慰，“诗人把我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安慰了我们紧张、平淡、琐碎的生活，让我们琐碎的生活瞬间被点亮，陪伴我们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这就是诗歌和我们的关系。”

阿来的《从梭磨河出发》写的是故乡的河，但阿来认为，要从故乡出发，而不是“故乡迷信”：“好像没有故乡就不能写作，但偏偏很多人现在要离开故乡写作。当然我是从故乡出发。我觉得文学对我来讲是不断把我领入新的领域，推开一扇门是一个新世界，推开一扇门又是一个新世界，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地域，所以，故乡是用来出发的，而不是时常用来反刍的。中国人有一种‘安土故乡’的观念，并不是说我对故乡没有感情，否认故乡，我认为一定不能被故乡拘束住，人在故乡培养了最重要的东西，但要向外扩展。我讲的故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理的故乡，一个是写作的原乡。”

供图/兔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