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哈”“易烊干洗”“黄子诚”……这些与当红明星相近的名字最近频繁出现在热搜上。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个以模仿韩国偶像男团EXO组合“出道”的山寨明星组合ESO迅速走红。ESO组合在吸引公众眼球的同时也引发大量争议。有网友认为他们搞笑好玩，也有很多人表示这是碰瓷、哗众取宠，仅凭“模仿”“长得像”就可以短时间内引流变现，实为不公平。还有人认为，这侵犯了被模仿明星的个人权益。事实上，因外形、嗓音等条件相似而对明星进行模仿的行为并不鲜见，甚至不乏专门的模仿类综艺。（8月31日《法治日报》）

顾名思义，山寨艺人较之于被模仿的明星就是仿冒的“赝品”，要么外形、嗓音等条件相似，要么表演的风格相近，利用被正牌明星的影响力、知名度来进行引流变现。作为一种寄生性的存在，基于被模仿者的巨大市场号召力和影响力，再加上商业运作的推波助澜，山寨艺人靠“拿来主义”能迅速走红，轻松获得巨大的商业收益，用不劳而获来形容亦不为过。

山寨艺人靠长相类似，声音相似，再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就能很快打开市场并形成团队化、规模化和商业化运作，这种投机取巧式的生存之道有损社会公平，也会导致非正常性竞争，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一方面，众多明星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靠众多优秀的作品去赢得了粉丝的追捧，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表演形式，山寨艺人直接拿来就用，这种搭便车的做法导致了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对明星的权利也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如果模仿就能产生快钱，那么就不会有人愿意埋头苦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去锤炼自己的过硬技能。照搬照用即可名义双收，谁还会去勇于创造和创新？

就像生产领域的仿制和山寨一样，对于原创动能和创新驱动会形成极强的抑制。文化特质、个人风格和表演方式作为不种文化产品类型，很多具有专属性和独占性，理应获得法、理、情多维度的支持与保护。比如对于明星个性化的作品和表演风格，未经授权就不能轻易模仿和使用。然而实际情况表明，相比于对产品、商誉等实质性对象，对于山寨艺人模仿的行业现象，还需要明确法、理和情的边界，在全社会形成正确而鲜明的导向，维护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

于法来说，过度模仿同样涉嫌侵犯被模仿明星的个人权益，包括肖像权和著作权等。不过，过度模仿涉嫌侵权的界限较难把握，也给被模仿明星维权带来了较大的挑战。比如长得像与长得不像之间，如果没有技术性假冒，或者意图使他人产生混淆或者联想，就很难判定其具有侵权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实质。同时，在开直播、上节目、接商演等活动中，未经允许表演明星作品的现象非常普遍，维权面临着“法不责众”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明星如果就被模仿较真，还会面临着除开法律之外的舆论压力，如同当年旭日阳刚未经允许翻演汪峰的成名歌曲《春天里》，维权方汪峰占据了法律上的优势，却在公众同情陷入舆论上的被动。现在看来，这种现象显然很不正常，也不利于真正的权益保护。

由此不难看出，较之法律层面的是非之争，社会认知和舆论导向似乎更为重要。有了集体认知形成的导向支撑，有了情理上的共识与共鸣，法律的执行才不会走偏，法律的评判标准才会与道德准则和公共价值高度一致。无论对弱者如何同情，但也不会用感性的情感去左右理性的法律原则，也不会在是非面前失去原则和标准。有此为基础，对于泛滥的模仿行为就会心生厌恶，“用脚投票”作出最后的选择，避免成为助长“无需努力，即可名利双收”的歪风邪气的推手。相反，而是用实际行动形成积极健康的导向机制和社会氛围，如此才能形成真正的“价值引流”和“法治变现”。

文/堂吉伟德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