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张炜:人生逆旅,草堂缘何是唐代诗人心灵的庇护所
文学报 2022-03-11 21:00
​今年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 作家张炜在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唐代五诗人》中,对白居易其人其作做出解读,认为白居易作为唐代最高产的诗人,其创作宛若一条斑驳陆离的宽阔河流,一路携带大量泥沙,漫流而去,就风格而言可谓丰富之极,就审美来说,也带来了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白居易是一位多元混合、充满矛盾的诗人。就诗之路向与为诗理念上看,他的创作实践跨越之大,常常是超出想象的。 在这本书里,张炜还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王维、韩愈、杜牧和李商隐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他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在《韩愈二十三讲》中,则是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五位诗人就这样在张炜笔下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 今天,与张炜一起解读追随白居易被贬江州后的诗文与行迹。

江上琵琶

来到江州之后,诗人的一生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用来疗伤,总结以往,因为地处偏远,政务不多。“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司马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无言责,无事忧。”(《江州司马厅记》)面对大江秋波无人事忧烦,此情此景前所未有。这既是不幸又是大幸。这样一种环境将决定他的心境,让他冷寂起来。一方面生存环境变得狭促,另一方面又迎来精神上的舒阔旷敞。

与朝廷的地理距离会影响到心理距离,使诗人能够客观清晰地观望所谓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样的冷寂期和疏离期,恰恰是他诗作最多的时期之一,也是佳作最多的“喷发期”。引人注目、被视为一生之杰作的《琵琶行》,就是来江州第二年所作。这缘于一次诗人送客湓浦口有感而发,属于作者所说的“感伤诗”,“诱于一时一物”是确切的。单从写作缘起而论,《琵琶行》确实属于此类范畴。也就是说,这首杰作按照作者自己的划分,连较有价值的“闲适诗”都算不上。但这首长篇叙事诗与十年前的《长恨歌》相比,艺术上更高一筹,无论是文采情致,还有思绪,都有明显升华。虽然将二者简单量化比较不妥,但这只江上琵琶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的确拨动了无数的心弦。“写同病相怜之意,恻恻动人。”(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凄婉激昂,声能引泣。”(清·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古往今来,《琵琶行》赢得了无数赞叹,传播亦远,庙堂与民间,士人与庶人,皆能共鸣。

《琵琶行》诗意 立轴 设色绢本 明 盛茂烨 作

即使诗人一生只弹奏这一曲琵琶,也足以不朽。船中沉寂,江心秋月,司马洒泪,青衫尽湿。“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首长诗写一位年老色衰、流落江州的长安娼女,多有评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力作”。“揭露黑暗,反映现实”,无非是此等赞誉。因为诗中主角的身份而赢得赞誉,实在有趣。如果这个主角是一个上层人物,那么《琵琶行》的艺术及意义将荡然无存,这又是多么怪异的判断标准。有人甚至认为诗人由此诗而“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所以更具意义和价值。听上去这种“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诗人,于四十五岁之期、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掌握类似手法的古代诗人,据说还有杜甫等人。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够杰出者,无论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这种“手法”。这真是欲要胡扯,何患无辞。

别的可以另讲,单说这首琵琶之吟,好像就没有多少“现实”。相反,它是那么浪漫,那么另具幽怀,心裁别出。《琵琶行》展示了诗人特异的才情与飞扬的想象力,是高超的语言艺术结晶。千百年来被反复引用和列举的一些精彩段落,让人百诵不厌,从“轻拢慢捻抹复挑”到“唯见江心秋月白”,九组妙句极尽夸张和奇喻,繁华而不俗艳,既有天工神异之感,又丝丝落地,在经验和感觉上皆有着落。像“间关莺语花底滑”配“幽咽泉流冰下难”,极工整对仗,又极灵动自然,诉诸视觉、听觉、触觉:莺啼花间,清啭悦耳,柔媚娇俏;泉流冰下,泠泠呜咽,凄婉哀绝。上联清丽暄妍,下联黯然销魂,想象特异而奇妙,非大手笔而难为。这种写法很容易犯下雕琢的毛病,诗人却能在总体语境与氛围中舒畅地吟唱,那么自然传神,那么流转自如,不留痕迹。

《琵琶行》 设色纸本 陆小曼 1921年作

我们习惯的那种所谓“现实主义”手法、那种写实的色调与气息,在这里根本难觅踪影。

只有被贬谪的白居易,曾有繁华京城为官的履历,对某些场所才会熟悉,掌握其中的曲折委婉,才能写出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样含蕴纷繁的句子。对这一类妙语已经不能简单地肢解,而需将汉语言的理解力运用到极致才行。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故事,多少辛酸,多少不堪,已非一般字面直译能够囊括。这就是诗的高端飞翔了,最具意义的是它的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抵达。所指清晰,能指模糊,引起丰富的联想和无数场景的连缀;它们既是细节,又是破碎的场景,是剪辑,是闪跳,是一露而过,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局部放大。无尽的悲酸掺于其中,让人在感慨中不忍目睹:背过身去,它还要顽强地浮现出来。这是人生和命运,远不是“同情”二字所能道尽。

将这首《琵琶行》对比一下十年前同样脍炙人口的《长恨歌》,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差别?一样的华丽丰腴,一样的唯美曼妙,一样写妍丽逼人的女子,留下的回味和余韵却大有不同。当年诗人对神秘的爱情多有叹息,而今却是无限的悲凉和绝望;当年是一个观望者、叙述者,而今则置身心于其中;同是天涯沦落,身世飘零,相逢在命运的流水之上。

草堂岁月

元和十二年春,也就是白居易来江州的第三年春天,他在庐山香炉峰下建成了一栋草堂。所用时间很短,好像不到两个月。虽然草堂简朴,规模不大,只有“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却可以看成他在江州的一大作品。诗人似乎预感到要长居此地,所以开始动手搭建一个居所。后来尽管在草堂只住了两年左右,但一颗心却由此落定下来。“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他是如此喜爱这个简单的居处,精心设计,前有平旷的敞院,院中建有平台,挖了莲池,养“白莲、白鱼”,“环池多山竹野卉”。草堂“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枝柯交映,藤萝蔽日,“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东面有飞瀑,水悬三尺,“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庐山草堂记》)堂中陈设当然是择要记之,有榻,有屏,有琴,关键是儒道佛的三家书籍平均备置,作为案头书时读时取。这与他当时的心境,与儒释道三者的关系紧密相连。这样一来,这个布置也就变得重要了。

在落难之期用心搭建一处住所,尽可能地让自己满足,这让我们又一次想起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怎样用心建起了“雪堂”和“南堂”,并且也有记录:“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记》)“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南堂五首·二》)他在岭南惠州白鹤峰上亲自设计自己的房屋:“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白鹤新居上梁文》)他们动手建设,事必躬亲,大力经营,观察仔细。在他们眼里,新居就像迎来的一位佳人,楚楚动人,无比珍爱。诗人对一个居处的建设,投入心力总是很大,就像动手写一卷长歌,确有诗情画意。

草堂安居时期,白居易热衷于佛道,寻求心灵解脱之方,这也是中国士人素有的方法和路径。《庐山草堂记》中记载,为了庆祝草堂的落成,他特意找来僧俗朋友二十二人,备下清茶素果,欢聚畅叙。“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需要注意的是,这批朋友中不止一位和尚道士。他好像准备好了在此终老,就这样安顿自己,觉得庐山之下实在是一个大好去处。他写道:“五架三间新草堂,石阶桂柱竹编墙。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香炉峰北面,遗爱寺西偏。白石何凿凿,清流亦潺潺。”“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他在庆贺草堂落成的第二天就给至友元稹写信,信中大赞新居周边的环境:“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难忘归,可以终老。”(《与元微之书》)

他有了草堂,也遇到了在此地隐居的许多人,这些人于是成为他的朋友。这也大大有助于他的心情。来往的朋友中除了隐士,还有不少佛道人士,他开始在道士的指导下试着炼丹。这个时期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写到丹丸,对烧炼十分感兴趣,烧好了却没有亲口吞服。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件事。爱好丹丸却止于烧炼,多少有点奇怪。

《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藏

他曾于这段时间寻找过陶渊明的旧居,发现已无痕迹。“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访陶公旧宅》)尽管这些陶姓子孙默默无闻,不是显达之人,但仍然令他倍感亲切。唐代许多诗人推崇陶渊明并在诗章中提及,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韩愈等,而白居易是第一个访寻故里并留下诗作的。这个时候他与陶潜发生心灵的共鸣,是自然而然的。中国官场人物一旦遇到了坎坷,就会想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想到他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想到归隐,想去侍弄田园,栽竹种菊。这究竟是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还是人生理想的唤醒,需要具体辨析。

我们回头打量白居易的草堂岁月,会有一种非常珍惜的感受,这是因为受到诗人心情的影响。这个地方实在太适合疗伤,江州的寂寞与长安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他已经年近五十,这在古人来看已经是很高的年龄了,所以他在此地的一些打算十分值得重视。他一定从头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将半生得失综合考虑,做好了充分的生存准备。身居草堂,会觉得京城繁华实在遥远。“喜入山林初息影,厌趋朝市久劳生。早年薄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情。已许虎溪云里卧,不争龙尾道前行。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重题·一》)说得直白而简明,切近情理,但无深意。这是一种得体的平庸,切近的把握,宽泛的需求,无为的自律。但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轻信他的宣言,这只是诸多思维中的一个方面,尽管有可能占据了主要的部分。他的心绪是徘徊、逡巡的,而并非是一个方向,在他心里回响的,是一曲多声部的合奏。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能够挺住,心志不至于溃散,在一个宽裕而陌生的环境里,汲取新的生命力量。

可惜也可庆,四年刚过,他就被一道授忠州刺史的诏书催离了江州。这使他喜出望外,却又难以割舍这座草堂,因为这里盛下了太多的向往。“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别草堂三绝句·三》)他离开了,但当他后来途经此地,又再次到草堂住了一夜,发出许多感慨:“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题别遗爱草堂兼呈李十使君》)他写过好几首回忆草堂的诗,如《见萧侍御忆旧山草堂诗因以继和》《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钱侍郎使君以题庐山草堂诗见寄因酬之》等。可见,江州草堂作为诗人重要的人生驿站,多么难以磨灭,直到最后仍会凝结于他的视网之中。它是一个清冷邈远的思想,也是一个温暖可亲的形象。他的生命一度与之紧紧相依,合而为一。

草堂是心灵和肉体的庇护所,是感激和怅慨的滋生地。有了它即不再寒冷,不再潦倒,不再孤苦无告。这是人生的一个节点,也是留在逆旅上的一座生命的纪念碑。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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