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的出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现实的注脚。长期以来，部分银行保险机构不顾关联交易的数量和规模，过度向股东及关联方输送利益。反过来，关联方利用其特殊地位，又损害了银行保险机构的利益。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惯用压低或抬高交易价格的伎俩，隐匿关联关系，将集体利益窃取到自己口袋或输送给关联人，成为金融市场的一大毒瘤。比如，包商银行被大股东掏空就是前车之鉴，不仅侵害了其他股东及存款人利益，还透支了自身信誉，实属不该。因此，约束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的行为非常必要。银行保险机构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联系紧密，若不加以纠正和约束这种行为，势必会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过度关联交易并不能给金融市场带来利好，相反，却会埋下金融交易的风险隐患。究其原委，一方面是随着银行保险等机构的业务呈现交叉、渗透，部分关联方利用监管盲区心存侥幸，用不当手段追逐资本并非法获利。另一方面是银行机构关联交易监管是依据2004年制定的《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这套监管制度已经很难实现充分覆盖金融活动中出现的新情况，导致一些机构钻制度空子，游走在不同行业边缘实施非法关联交易。

打蛇要打七寸，此次监管的重点是要精准识别和认定出关联方，《办法》提出采取直接认定和实质重于形式认定相结合的方式，这个举措的针对性非常有效。比如，对关键关联方采取直接认定方式，由主要股东向上穿透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下穿透至其控制的法人，重点防范向股东输送利益风险，此种做法不仅能合理界定关联方范围，还能层层穿透认定关联方。纲举而目张，在这个过程中，顺着关联方这根主线就能发现木偶背后的“提线人”，进而堵住资本借道和大股东隐形持股套现的漏洞。

防范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当交易，需要久久为功。一方面对机构来说，要压实自身的主体责任，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健全公司治理架构和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上，对变相交易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来说，应更多地借助科技平台的力量穿透监管，动态追踪和监管资金流向，一旦发现机构及“董监高”的违规行为就立即采取行业通报，并通过问责机制督促其勤勉履职。（王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