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漾出生于1993年，是标准的独生子女，家里的《独生子女证》可以证明。《独生子女证》全称《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是大部分生于80、90年代人的共同记忆。
2013年12月28日，《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启动，《独生子女证》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新发。
5月30日，张漾与高中同学聚会，一桌9个人中有6个人是已婚状态，他们来自家乡最好的高中，几乎全数毕业于北京的“985”高校，只身在北京打拼：先是一份工作，最好能够解决户口；再是一个稳定的伴侣；最后是一处不大不小、不远不近的能够被称作是家的住所。工作5年，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全部达成这些目标仍是奢求。而在人口统计的框架中，90后的独生子女们早已是“生育主力”。
“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这个问题被反复被抛出，又被再三避开，答案烫嘴，却昭然若揭。
《小舍得》至少两次被提起，这一前段时间热播、具有无差别“致郁”功能的电视剧，为张漾和他的同学们不愿直面生育问题提供了佐证，即便这部电视剧的初衷是为家长和孩子双重松绑，其中的父母最终放弃过度的校外补习，决定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来了。
张漾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当时已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再创新低。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降至8.50‰。
过去十年，生育政策调整对促进生育取得了一定成效。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上升。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
6月3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从国家政策角度看，目前生育调整是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框架下进行的，如此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会使个体联想到，生育政策的调整是不是为了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和避免人口负增长。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消除普通人生活的障碍，使每一个人在决定生育数量和安排生育间隔之时，尽可能地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下一代不如我”
张漾不是没有认真想过要孩子这件事。28岁，获得了北京户口，结婚刚满一年，在北京即将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相比他的同学，张漾的潜在生育条件要优越得多。限制在于他和妻子的工作几乎都是“朝九晚没准”，而每个月将近两万块的月供也让他们不敢将生孩子的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我还没有信心能够给他/她提供一个足够好的生活环境。”张漾说，尤其是看到很多几乎是被“生在终点的孩子”后，张漾已经开始为他的孩子有可能感受到的“同辈压力”而捏一把汗。
张漾说他一直相信一句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从小家庭的代际发展上，他的“使命”似乎是来到北京，扎根于此，他不能确认这样的物理迁移是否算作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跃迁，尽管他还没有停止“向上流动”的努力，还没有触碰到职业的天花板，但他不能接受“我的下一代还不如我。”
他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27岁的嘉越，2017年从英国研究生毕业后回国进入了一家位于广州的上市公司工作，她也直言“可能不会接受将来的孩子比我还差。”
嘉越的同事正在为孩子幼升小准备PPT简历，嘉越瞟了一眼，大为震撼：读过600本书，有一张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的证书，学科类特长数独、英语，艺术类学钢琴、国画，体育类擅长滑雪、跆拳道、滑板，不胜枚举。“他还不到7岁啊，你有钱培养孩子吗？现在随便一个班都要很多钱，”可嘉越自己都“月月光”。
相比张漾和嘉越，在替下一代焦虑之前，是否已经实现自我价值更为困扰吴达。他觉得大家对成功的定义太“oldschool”了。吴达在北京有一套不大的小产权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每天花在通勤的时间超过2小时，工作将近5年。
“孩子输赢在起跑线这种观点未免太过老派，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在很早的时候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能为此在今后的时间里不断追求，不断打磨，我觉得他/她就是成功的，有的人一辈子顺风顺水，起点很高，但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想干啥，我觉得这种状态才是最惨的。”但吴达的生育意愿仍不强，因为他“自己都还没活明白。”
预判与调整
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史毅说在做调研的时候也是提前预判到的，通过举一系列简单的数字就可看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2019年针对全国生育状况做过一个抽样调查，选取了3万多个家庭，在对他们进行调研的时候，一个明显的特点浮现而出：中国家庭的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1.8，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6，而最终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则在1.3—1.4。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判指标，”史毅说，从生育分析的角度来说，理想子女数就是天花板，是一个最高值，前提是避孕方法以及各类服务方便可及。再看意愿生育子女数，一般会在最高值上打20%—30%的折扣，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还会再降低20%—30%。
其中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结婚和生育年龄的推迟、不婚、不孕不育以及人工流产率或性疾病传播率的提升等，加之代际之间有关生育理念的变化，都是让折扣不断被扩大的原因。
史毅也参与分析过处于生育旺盛期的群体，即年龄落在20—29岁区间内的群体，他们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这意味着当他们成为生育的主力之时，他们生孩子的数量会进一步降低。”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曾在2013年和2015年，受原国家卫计委委托，带领课题组分别对“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做研究。从去年起，王广州受相关部门委托就已开始了对三孩放开的课题研究。
6月2日，王广州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回过头来看，当年二孩逐步放开，是寄希望于政策能对冲一孩下降的趋势。如果没有逐步放开二孩政策，这几年出生人口肯定在1000万以下，甚至整体上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从二孩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否则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我们不仅担心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而且更担心过快老龄化严重后果。一孩其实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若没有一孩，何谈二孩三孩，因此二孩三孩增长的空间很有限。
王广州认为，目前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时期。“很多人不认可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低生育率陷阱其实是一种机制。纠结总和生育率到底在1.6还是1.5以下才算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意义。只要朝着生育率不断降低的方向走，总和生育率达到某个低水平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前提下，史毅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为何在这个时点推行三孩政策”，而是如何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这也是人口学界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如果谈时机，我们普遍认为大概在2007年—2013年间较为合适。从1980年开始执行一孩政策算起，代际间隔约为26岁—27岁，2007年刚好是一代人的结束，可以作为一胎政策的完结，推行进一步放开的一个可行的时点。”
史毅认为，相比于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是基于区域发展平衡的考虑。“总体的平均生育水平较低，一些贫困地区的生育水平仍是偏高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仍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完全不做限制，个别区域的生育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这对区域的发展弊大于利。”
在过去的一孩政策里，包含了“一孩半”的政策，“一孩半”就是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个孩子。1994年也曾有过“开小口”的政策放松。由于一放松后马上产生了生育的反弹，最终在执行了一两年后继续维持原有的政策不变。
生三孩的顾虑
陈敏珊一直想要一个女儿。
她今年33岁，湖南省怀化市人，已经育有两子，老大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二儿子去年十月出生。她自己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各有一个孩子。陈敏珊22岁嫁到隔壁县，2018年农村土地征收，丈夫家里征收款有100万左右，这在当地村算是排名靠前的，村里其他人更多是20万—50万不等。
对陈敏珊而言，“三孩”政策恰逢其时。她说自己生二胎的考虑是希望孩子们互相有个伴，当自己和丈夫老去后生病住院，如果一个孩子抽不开身，另一个孩子还能帮忙照顾。“当时我们要二胎其实就是想要个女儿，因为女儿相比儿子还是更贴心一点，儿子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但二胎最终还是个儿子。现在想生三孩也是继续想要一个女儿，唯一有顾虑的就是怕三孩还是个儿子，那成本就确实太高了。”
陈敏珊怀二胎前，在一家当地幼儿园当幼师。陈敏珊觉得，一般人是没有勇气生三孩的，障碍仍是经济条件。“如果生一个孩子并供到大学毕业，在我们县城估计至少也得准备个50万。现在如果生个儿子，还得帮忙准备房子、彩礼。如果本来就穷的响叮当，还多生，那就是苦了孩子，同样的钱要变成两个孩子一起用。
时时盘桓脑际的是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两本账。陈敏珊说，在当地的一家二级甲等医院，怀孕开始的每月体检，从几百到2000元不等，视检查项目定。孕后期需要补钙、喝成人奶粉等，总共成本约花费了3万元左右。因为自己是顺产，手术费就4000元左右。如果是剖腹产，价格可能就得上万。
一至三岁时，花销主要用在奶粉、尿不湿、体检、预防针，及至三岁花费骤然增加。陈敏珊大儿子幼儿园时期一个学期的学费（包含餐费）约7500元，当地普通的幼儿园一个学期收费也都是5000元左右。从3-6岁，幼儿园光学费就4.5万元。
小学阶段，平均一个学期也要花费3000多元，包括伙食费、课后延学班（2点半放学后继续在学习两小时）、班费、活动、保险费等。当然，这只是公立学校的费用，当地私立的小学费用更贵，大儿子其实也很想去一个当地的一个私立小学，多次考虑后陈敏珊没舍得给孩子报，“太贵了，一个学期费用都要上万元了。”课外补习也是不小的开销。“一个培训班一年至少4000元。对于孩子教育，我们也会焦虑，觉得一个班成绩都是好的，也都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不给孩子报感觉对不起孩子。”
陈敏珊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对于想要二胎的双职工家庭中的女性而言，掣肘之处显然更多。“类似于我的妹妹，一直考虑要一个二胎，但是不敢生。她嫁到株洲市市区，有房贷车贷，不像我们村里都是自建房。同时他们生活成本也更高。夫妻两个都是普通上班族，一个月加起来工资就一万元左右，基本存不下来钱。同时如果她怀二胎，意味着两年多没办法工作，家里将面临开支增加、收入减少的局面。”
即便是不打算动用生育权利的适龄女性，也同样会受到不甚公平的待遇。嘉越的一位女性朋友今年32岁，长年丁克，但在换工作的面试的时候，仍然被问一句“你是真的丁克吗？”
生育配套的支持政策体系较多，史毅说在近几次的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调整修改过程中，女性的产假以及男性的陪护假，实际上都是在增加的。有些地方甚至女性的产假已经增加到一年。
但这是否会对女性就业产生新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政策如何配套
史毅说，有关生育配套的探索，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做研究，也尝试出台相关的政策，最直接的两个政策就是托育政策和社保改革。
在上个世纪90年代，0—3岁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办社会的不断剥离被极大削弱，“托儿所”对于现在的很多“95后”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到2025年，相关需求的满足应更上一个台阶。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刘钧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入托保障仍应进一步落实，以解除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婴儿出生后，育龄妇女就面临着既要照看婴儿，也要上班的双重负担，许多育龄妇女苦不堪言。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0—3岁婴幼儿的托儿服务，只能依靠雇人、父母帮助照看等来解决0-3岁婴儿的养育问题。解决0-3岁孩子的入托问题，可以极大地减轻育龄妇女及其家庭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此外，目前中国接收3岁以上孩子入托的公立幼儿园的供给同样严重不足，而私立幼儿园的进入成本比较高，以至于经常出现家长不分昼夜地顶着风吹日晒排队上公立幼儿园的现象。
普惠型幼儿园的建立有助于解决幼儿“入园难”“入园贵”等方面的问题。史毅表示，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3岁以下的托育服务的供给迅速扩大，截至目前，全国已经获得正式备案登记的托运服务的机构已有接近8000家。这是完全走完流程，非常正式符合标准的机构。但潜在的托育服务供给的资源远不止于此。
刘钧还指出，“二孩”政策出台后，一些地区因生育保险资金入不敷出，并未给予生育“二孩”的妇女及其家庭相应的生育保障，以至于生育医药费未能给予报销。对此，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当协调解决生育保险资金的问题，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妇女及其家庭提供生育保险的保障。
一些改变正在发生，如生育保险被纳入到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对于一般群体而言，其效果并不明显，史毅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民工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低，根据我们之前的统计，农民工交纳医保的比例大概是在50%，缴纳生育保险的比例只有20%左右。但当生育保险和医保去进行合并实施的时候，它是以医保为主体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次改革中，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在农民工群体中从原来的20%提高至50%。对于其他群体也有同样的扩面效应。
一般而言，政策可被分为限制型和支持型，前者从释出到见效往往比后者更为迅速。支持型政策，如全面二孩或是三孩政策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史毅判断，真正发挥效用保守估计需要十年以上。
与之相匹配的是资金的投入，俄罗斯人口咨询委员会此前做过专项研究，有关政策实行到什么程度才可能是有效的，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对生育支持的投入以及对家庭发展投入的资金量，基本上要占到GDP1.5%到2%以上的水平，政策才可能对提升生育率会有明显的效果。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放开“三孩”生育堆积效应可使新出生人数短期提升10%至15%。从经验来看，“三孩”以上占全部新出生人口的3%左右。预计生育鼓励政策力度或在未来循序提高，中性预期或在未来十年逐步接近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支出或达到GDP的1%以上，这或许有助于将生育率维持在1.5至1.8的水平。
在史毅看来，人口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人口学来源于人口统计学，广义的是指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交叉综合研究。在这个范畴下，研究会关心家庭结构和规模。在未来对于劳动力的供给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如果有冲击的话，对于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会有多大的影响？对于未来劳动力素质会有多大的影响？对于未来劳动力的迁移流动会有多大的影响？这其实是人口学最基本的思路，简单说是搞清楚各类人口的规模、结构、素质以及空间分布特点。
史毅说，“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统计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的单元就是人，所以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反而变成了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集中在个体之上。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数字背后的人，而在这样一个极易被证明和证伪的学科中，也需要足够的可供讨论的空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漾、嘉越、吴达为化名）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高歌 田进
编辑/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