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在《谈规矩》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朋友曾和他谈到在济南齐鲁大学医院的一位外国大夫，在检查病人、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格外周至到家，“凡事都是按照规矩去做”，而跟他学习的中国学生，遇着不在这位大夫监督之下的时候，就不肯按照规矩去做，“凡事似乎可省事的就省了”。“故事”中，一方面是外国老师守规矩按程序办事的严谨，另一方面是中国学生在有人监督时的按规矩办事与无人监督时的随意，想必许多人看到这里，会感觉这场面既熟悉又尴尬。想想我们在生活中的表现，也经常不按规矩办事，尤其在无人盯着的时候，就简化程序不太遵守规矩了。这种态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不良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若在自然科学领域或医学研究中，则会因不按规矩的操作而使实验结果“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或者使治病救人的事业转生成草菅人命的悲剧。所以守规矩之事实在关系重大。

梁先生的用意实际上是要讲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当人们面对一种全新的生活时，对一些老规矩该持守什么样的态度。梁先生认为，很多从很久以前传下来的老规矩，虽然现在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但是现代人还在无意义地奉行着，然而也有一些表面上似乎意义不大，但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老规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种老规矩的形成，“在当初一定曾经被人重视过；重视就必定有点道理。当初总是大家都觉得于事实有帮助，才教人学习循守，然后才能普遍地传之久远。”对于那些天才或精力充沛之人来说，不一定要按老规矩走，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如果照着规矩去做，肯定能有所帮助。这一点具有普适性，“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技术里面，先后相传，于是各行各业就定了许多不同的规矩；一切规矩的由来，都可作如是观。”

梁先生关于规矩的由来及功能的看法，倒是让笔者联想到了墨家对“治大国须有法度”的论证。战国时期的墨家背弃儒家的“爱人”之仁，独创了“兼爱”之仁，不过，墨家的“兼爱”并不是靠道德教化实现的，而是要体现在“法度”或规矩中，只不过其法度要贯彻“兼爱”之精神，即所谓的“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家之倡导的“法治”，正是从各行各业须守“规矩”开始论证的。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其技艺之精湛与公输班齐名，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公输班更胜一筹。所以，当墨翟论证治国之策时，所用的比喻也与其职业有关。墨子说，“天下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能成事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墨子的意思很明白，所有若百工一样的从事者，都需要有“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类的“法仪”、工具，这是“成事”的关键，世上虽有一些能工巧匠，可以徒手为圆或为方，正像我们在中学课堂上，经常能看到一些数学老师，不用圆规也能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形一样，但对于绝大多数“不巧工”来说，给他圆规这样的工具，画出来的图形也总是要标准得多。对于百工来说尚且如此，治理大国或天下的人，又怎么能没有法度、没有工具呢！当然，墨家在论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治国者所依循的法度，必须以“兼相爱”为内核，非此，则法将不成其为法，即“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无论是墨翟对治国策略的论证，还是梁先生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哲理的探讨，都谈到了规矩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只是墨家的论述更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而梁先生所说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规则。在被冠以“老规矩”的那些仪式法度中，是人们长期生活智慧的结晶，作为后人，不应以对待老古董的嘲弄口吻对待老规矩，而应对创造者怀有一种敬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得以维续的基础。

当然，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些基于昔日生活方式与经验形成的规矩，也有可能过时，有时甚至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如何在新生活中保留、运用和发展“老规矩”，就成为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的课题。也许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新生活中延续老规矩中的精神，在老规矩中开发新生活，这也是新时代要复兴传统文化的主要原因吧。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漫画/陈彬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