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播种者：伍必端的美育人生

展期：10月16日至11月8日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播种者：伍必端的美育人生”大展，是中央美院“百年辉煌”系列展览项目之一，也是献给著名版画家伍必端先生百岁生辰的一份礼物。

展览以“伍必端的美育人生”为主线，使艺术家百年生涯回顾展与中央美院百年办学传统联系起来，同时也引起我们思考：美育究竟怎样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一位版画家的创作与教学经验，为何可以称为美育经验？观众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展览没有给出统一答案，而是让具体作品、物料自己说话。

伍必端 《播种者》 水印木刻 1987年

美育让人重新获得生活

抗战时期，陶行知在重庆为有特殊才能的贫苦孩子创办了育才学校。这所新型学校按学科分组，设有音乐组、绘画组、戏剧组等。1939年，伍必端进入绘画组，开始接受系统的艺术启蒙。

在《刻痕：画家伍必端自述》一书中，伍必端把进入育才学校的经历视为自己人生道路的开始。对一位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少年来讲，这不仅意味着学习艺术技能，也意味着获得理解世界、发展兴趣和寻找人生方向的机会。育才学校为他提供了一个学习、交友并逐渐确立人生方向的环境，成为向他播种美育的第一块土壤。

伍必端还回忆过童年看到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所绘《泉》的经历。当时他并没有系统的艺术知识，却对画中人物产生好奇：眼前的形象竟然可以通过绘画表现出来。这段回忆呈现了一段美的感受的发生方式：一件艺术作品带给孩子的，未必首先是知识，而可能是一种新鲜的感受、一份对形象的好奇，以及对美的初步认识。由此可见，美育并不只发生在掌握艺术技巧之后，它也可能始于一个人开始获得生活秩序、情感依托之时，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途径。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伍必端后来反复描绘的人物肖像值得注意。他喜爱创作人物肖像，其中几类人物被反复描绘：大量不同时期的领袖像，以及陶行知与鲁迅。陶行知是伟大的教育家；鲁迅则是文学家、革命家，也是新兴木刻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版画史上具有奠基性的地位。伍必端对这两个人物的反复描绘，并不只是题材偏好。从陶行知与鲁迅对伍必端的影响中，可以看到带有红色基因的中国美育传统：秉持现实主义，为人民大众创作，创作普通百姓能够理解的作品。

伍必端 《葵花地》 综合版套色 1984年

立足时代现场的创作

展览中，伍必端的战地速写尤其引人驻足。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他十分渴望到前线去，于是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朝鲜战场。本次展览展出了大量他在前线创作的战场速写，其中既有生动的志愿军战士形象，也有美军俘虏形象。这些速写是在具体历史现场中的观察，使伍必端“深入生活”的理念不只停留在教学口号上，而成为带有身体经验与时代温度的实践。

从战地回到国内，这种立足时代现场的创作方式延续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伍必端创作了大量工人形象；他带领学生前往工厂、农村、矿山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学生进入现场，不只是去画一个对象，也是在接触劳动的组织方式、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新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1961年，他与靳尚谊合作完成纸本粉彩《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整体简洁大方，呈现出和睦亲切的氛围；人物以鲜明轮廓线塑造，衣纹多作大块面近乎平涂的处理，面部刻画精妙，整体关系准确，将油画、版画等多种手法巧妙融合。这也是伍必端这一代艺术家将社会、国际重大事件转化为人民美育素材的创作方式。

伍必端的美育实践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审美教育。它既包含艺术感受力与造型能力的培养，也涉及一个人如何观察生活、理解他人，以及如何通过艺术实践形成正确的三观。走进生活并不天然意味着美育的实现：写生可能只是完成作业，技法训练也可能与个人经验相互隔绝。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引导学生在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伍必端的创作与教学长期处于相互联系的状态——教学不是单向传递已完成的知识，创作也不是与教育无关的个人活动。

1956年，伍必端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进修，系统学习素描及各类版画技法。归国后，他将相关创作经验带回国内，参与版画系教学体系建设，推动版画工作室制度逐步建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又参与推动建立丝网版画等工作室，进一步完善版画教学格局。

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作品也体现出新的艺术面貌：思考现实主义之外的创作路径，吸纳新的艺术语言，探寻自我表达与内心情感抒发的出口，开展带有哲学思考、对艺术与人生进行反思的创作。

伍必端的教学创作体现出，学习

不是终点，实践也不是对所学知识的简单应用；当创作者转身成为教师，他的经验又会在教学中接受检验，促使新的学习与探索发生。美育因而不是固定内容的传递，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

伍必端 《陶行知像》 黑白木刻 2006年

“播种者”不只是奉献

“播种者”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意象，它让人联想到奉献、耕耘与传承。但在此次展览中，这个标题有了更具体的注脚：伍必端既是接受过艺术启蒙的学生，也是不断进行艺术实践的创作者，最终又成为将经验传递给后来者的教师。

所谓播种，重要的不是保证每一粒种子都长成相同的形状，而是为每一粒种子提供生长的条件。这也解释了展览为何以“育才”收束。这一单元没有继续以大量作品与荣誉渲染他的艺术人生，而是通过屏幕呈现学生、同事和朋友的评价，将理解他的机会交给与他共同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人。

人物回顾展经常面临一个难题：怎样才能证明一个人的重要性？列举代表作品、社会荣誉、学术地位与学生成就，是最直接的办法，但这些材料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历史位置，却未必足以使观众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来自学生和同事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尺度：一个人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对待学生，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如何在长期而重复的教学活动中留下影响。这些评价当然不能自动构成对人物的完整判断，但至少提示我们，教育者的影响并不完全存在于可以统计的成果之中。教师的价值常常在长期相处中逐渐显现，有时要等到学生走上自己的道路之后，才会被重新认识。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不仅取决于他本人完成了什么，也在于他为别人留下了什么。

这场展览将原作、草图、教学文献、个人自述与生平实物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作品呈现艺术家的创作面貌，草图与手稿使创作过程变得可见，教学文献让人理解艺术知识如何进入课堂，个人自述则使这些专业活动重新回到一个人的具体生命之中。展览中的战地速写、工人形象、乡村选举和矿山题材，以及他反复描绘的领袖像和陶行知、鲁迅肖像，都是个人实践与时代环境相互作用的痕迹。

伍必端的自述著作与此次展览不仅呈现了他一生的创作与教学，也写到童年失去家庭庇护的记忆、逃难生活、与师友的交往，以及后来人生中的起伏与创伤。这些内容未必都能纳入美术史叙事，却使我们看到，艺术家并不是抽象的历史角色，而是一个有着具体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的人。时代深刻影响了他的生活与艺术选择，但他如何接受教育、学习技法、进行创作、对待教学，仍然包含着个人的判断与行动。

由此再看“播种者”，它指出了一个朴素事实：人的成长离不开漫长年月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又能通过教育与艺术实践进入他人生命。一场人物回顾展的价值，不只在于呈现多少成就或讲述多宏大的历史，更在于让抽象的历史与教育观念重新获得人的尺度。对观众而言，观看也不应止于记住作品或确认艺术家的历史位置，而是重新思考艺术如何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将这种感受带回日常生活。

图源/中央美院美术馆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