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儿童文学作家徐鲁的长篇儿童小说《天边的篝火》正式出版。作品以少年的眼睛重新凝望长征，将真实的历史进程与文学虚构相结合，从长征路上的“小人物”与“小故事”出发，写下一群少年在战争、离别、饥饿、严寒与生死考验中的成长，也让那段已经远去的历史重新变得可亲、可感。

正如徐鲁在后记中所说，他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希望“发掘、发现和擦亮遗落在历史褶皱里的微光与痕迹”，从长征路上的小人物、小故事中，寻找伟大长征精神的光华。

《天边的篝火》从赣南写起。小说中的石伢子原本只是一个会吹唢呐的乡村少年。红军来到家乡后，他和伙伴们走进列宁小学，开始识字、学文化；后来，他扛起红缨枪，当上儿童团团长。和石伢子一样，书中的山伢子、小裁缝阿升等少年，都不是历史舞台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年纪不大，有着普通孩子的稚气，也有自己的牵挂、害怕和不舍，却因为时代的洪流走上了一条从未想象过的道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少年的命运也由此被改变。

深夜的于都河边，秋风萧萧，战马嘶鸣，一支支火把照亮渡口。为了帮助红军渡河，沿岸百姓拿出自家的渔船，甚至卸下门板、床板搭建浮桥。小说里，山伢子的爷爷和乡亲们冒雨划船赶到河边，把自己也汇入了这场历史洪流。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开始夜渡于都河，少年们也随着队伍走向远方。

从此，眼前的路越来越险。湘江上的血色黎明、遵义城头的曙色、赤水河间的神妙周旋、金沙江的惊涛、大渡河上的铁索、白雪覆盖的夹金山、荒无人烟的草地……全书十九章沿着长征的重要历史节点次第展开。孩子们跟随书中的少年向前走，也一点点进入那段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小说没有把长征写成一串需要记忆的历史知识，而是让历史落在人的命运里：一双草鞋、一床蓝花棉被、一颗雪夜里的红橘子，一条雪山上的红飘带，一簇草地上洁白的野葱花，都成为连接宏大历史与普通生命的细节。全书的章节设置，也有意将这些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嵌入湘江、遵义、赤水、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等历史进程之中。

也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中，少年慢慢长大。后来，那个曾经的“小喇叭匠”石伢子已经会主动请求参加战斗。腊子口前，面对难以攀登的悬崖，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族小战士主动请战，石伢子也站了出来。他说，自己从小在山里砍毛竹，攀藤越涧是拿手活，请求和战友一起攀上峭壁。这个细节并没有刻意宣告“少年已经长大”，但一个孩子一路走来发生的变化，已经藏在他的选择里。

徐鲁将这部作品称为一部“半虚构、半纪实的少年小说”。在创作中，他有意将文学虚构与历史事实嫁接起来：虚构部分承担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史实部分则构成长征的历史脉络和小说的现实支撑。书中涉及的关键史实、长征重大事件及真实人物事迹，参考了党史、军史、长征史等相关资料；而虚构人物与故事细节，也尽可能从真实历史中寻找生活依据和人物原型。

因此，《天边的篝火》里既有长征历史的“大坐标”，也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小细节。“半条棉被”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书写，让“长征精神”没有停留在抽象的词语里。它藏在有人愿意拿出自家门板搭浮桥的那一刻，藏在风雪中彼此搀扶的一双手里，也藏在最艰难的时候仍愿意把仅有之物分给别人的选择中。

对于今天的孩子而言，长征因此不再只是地图上一条漫长的行军路线，也不只是课本中的几个历史节点，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曾经做出的选择。

书名为什么叫《天边的篝火》？读完整部小说，会发现“篝火”一直若隐若现地伴随着这场远征。它首先是真实的火。长征路上，尤其是在寒冷、雨夜、雪山和草地之间，一堆火意味着温暖、休息，甚至意味着生存。但在小说里，它又慢慢超越了一堆真实的火。

路还很远，前面有什么，没有人知道。少年们不断经历离别，也一次次看见身边的人倒下。他们能做的，就是继续走。于是，篝火渐渐成为一个贯穿全书的文学意象——无论身处怎样的黑暗，只要远处还有火光，人就知道该往哪里去。

与“篝火”相呼应的，还有北斗、黎明、红飘带、雪霁等意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光亮：历史并没有因为苦难而变得灰暗，相反，越是在最艰难的地方，人身上的勇气、善良、担当与希望越显得清晰。

这也是《天边的篝火》与今天少年建立联系的地方。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徐鲁在后记中写道，这场历时两年、行程数万里的远征，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也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90年后的今天，孩子们已经很难想象，在没有足够食物、衣物和药品的情况下翻越雪山、穿过草地意味着什么，也很难真正体会，在一次次失去伙伴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向前，需要怎样的勇气。文学所能做的，恰恰是让遥远的历史重新获得温度。《天边的篝火》没有急着告诉孩子“长征精神是什么”，而是让他们跟着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走上一程。看他们第一次离开故乡，看他们面对战争与死亡，看他们失去亲人和伙伴，也看他们怎样从懵懂的乡村少年，一步一步学会选择、承担和坚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