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爆款剧《士兵突击》播出20周年，问制片人张谦现在想到的这部剧的第一句台词是什么，他说：“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这句话也像是张谦对自己30年职业生涯的总结。张谦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总经济师、电视部主任，获得过“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制片人”、全军电视剧“金星奖”优秀制片人等荣誉。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长串作品：电视剧《军歌嘹亮》《新敌后武工队》《幸福像花儿一样》《士兵突击》《孤军英雄》《相爱十年》《为了新中国前进》《爱人同志》《热血尖兵》等，这些名字几乎串起了中国电视剧从“手工时代”迈向“工业时代”的关键20年。

张谦的《年轮上的光影》最新出版，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回忆录，其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视角。市面上关于影视剧的书，大多是导演、编剧、演员从艺术角度谈创作，极少有制片人从项目角度系统复盘。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张谦表示，他想从制片人的视角，讲讲这个行业。“社会上对什么是制片人理解的并不多。真正的制片人，要跟资金谈艺术、跟艺术谈市场，同时要面对三个维度：艺术创作、生产管理、市场运营。就是说先要明白什么是好作品，然后怎么把一个好作品做出来，同时不必讳言电视剧具有商品属性，要让作品在市场上体现其经济价值。”

因此，他觉得写这本书是一种责任感，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希望给年轻人一些帮助，少走弯路。

《军歌嘹亮》开启制片人生涯  摸索出“五子登科”的制片哲学

张谦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学习的是经济管理，上世纪80年代毕业后被分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在厂计划科、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大决战》等剧组工作，后被调到八一厂下属的中国三环音像社，担任常务副社长。十余年的音像出版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制片人”。

上世纪90年代末，八一厂面临电视剧的冲击，全军各大单位纷纷成立电视中心。于是八一厂也给下属单位下达了拍摄电视剧的任务，其中就有张谦负责的音像出版社。就这样，在没钱、没人、没经验的情况下，张谦开启了他策划制作电视剧的制片人生涯。

《军歌嘹亮》是张谦第一部担任制片人的作品。初启动的时候，张谦约作家石钟山在一家东北饭馆吃饭，开门见山要和石钟山“借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拍摄一部电视剧。张谦说，如果找到资金，就一分钱不少付版权费，找不到资金，就等于白用了一段时间，石钟山听了后喊来正跑堂的服务员，要了一张写菜谱的纸，拿圆珠笔写了授权书给张谦。之后，张谦通过朋友从大连一家国企找到了投资，但对方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得到央视的购买意向。张谦只好找到合作多年的音像界的朋友，借来一笔钱请到具备创作实力的编剧写出剧本初稿，得到了央视有关领导的肯定。资金落实后，张谦在上级领导支持下，跨系统找沈阳军区有关单位解决协拍问题。一环扣一环，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上，每一步都没有退路。

《军歌嘹亮》制作完成后在中央台播出，并获得了年度收视第二名的好成绩。“八一电影制片厂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了自己的电视剧，我也终于完成了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但其实当时我没有多少兴奋的心情，过程的曲折令我感到疲惫。”

从《军歌嘹亮》开始，张谦走上了征程漫漫的制片人道路，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制片哲学。对一个项目的策划和创作过程，张谦以“五子登科”形容：写本子、搭班子、找票子、寻路子、动脑子。

写本子，就是要创作出好剧本，要同时满足国家政策、艺术创新、市场卖点、观众期许四个维度；搭班子，是指组建创作团队，张谦对“事在人为”四个字深以为然，认为人对了事情才会对；找票子，是要找到理念相同的投资方，而且可能不是一家，八一厂从未在电视剧上投过资，张谦做每部剧都要在社会资源上想办法；寻路子，是指按着题材、内容、特点确定合适的发行渠道；动脑子，是把这一切整合起来的核心能力。

《幸福像花儿一样》：并不具备当时行业看好的要素

《军歌嘹亮》播出后，石钟山把自己还未出版的中篇小说《幸福像花样灿烂》交给张谦，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幸福像花儿一样》。张谦笑说：“别看现在这剧很火，当时却不被看好。投资难找，很多人包括刚刚完成热播剧的大咖朋友，都劝我不要做这部剧，觉得这部讲部队文艺兵题材的剧不具备行业所看好的要素：时尚的环境、极致的人物冲突、曲折的故事情节。”

虽然都是泼凉水的，但张谦有自己的坚持和判断。他觉得文艺兵的故事很有时代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会引起大家的怀旧情愫。另外，文艺兵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边受着军纪和军装的约束，一边因专业而有对艺术浪漫的追求，两种力量的拉扯，本身就是很有寓意的戏剧冲突。张谦感觉很幸运，在剧本策划阶段遇到了曾经当过兵的中央戏剧学院的王宛平老师，两人“一谋即合”。

但在项目筹备中，张谦又遭遇了投资方撤资的变故，本已说好的合作方要修改剧本、更换编剧，并提出他们认可的导演人选。张谦始终不动摇，一直到与郑晓龙当主任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达成合作，在秦皇岛北戴河的秋冬两季里完成了拍摄。

《幸福像花儿一样》播出后大火，主演孙俪、邓超也因此剧人气大涨。张谦说：“电视剧还是要靠内容，决定一部剧命运的是观众。虽然市场决定权不在观众手里，但观众能决定这个戏他看不看，并形成口碑，最终还是会影响到这部剧。”

《士兵突击》：文艺创作是与人心的对话

比起《幸福像花儿一样》，《士兵突击》难度更大。张谦的好友苦口婆心劝他：“一个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戏、一帮糙老爷们在基层部队摸爬滚打的剧，卖给谁去？”

张谦说他刚到八一厂时，曾被一部描写二战的苏联黑白电影《士兵之歌》深深打动。后来在第三十八集团军带职训练半年多，在不同剧组拍摄期间又经常与部队和军人们合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多年后看到兰晓龙的小说《士兵》时，“我意识到，这不就是中国军人的《士兵之歌》吗？”

张谦与兰晓龙的初相识，是曾想请他创作另外一个剧本。兰晓龙当时婉言谢绝，临别时将由自己的剧本改编而成的小说《士兵》交给张谦，希望他看看，争取后续合作。张谦一直忙于其他事情，直到一个月后前往太原出差，晚上失眠，才翻开了《士兵》，结果彻底睡不着觉了。回到北京后，张谦就联系兰晓龙说一起合作，但没想到取得剧本版权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版权属于上海的一家公司，他们飞去上海，结果人家见面后就改了主意，说“你们打着‘飞的’来，证明这剧本有价值，不卖了”。直到第二年，因版权到期，剧本终于回到了兰晓龙手里。

张谦很明白这个项目具有空前的难度，有的人有央视背景也不缺资金的情况下都做不起来，是有缘故的。但张谦毕竟通过之前的剧目拍摄，积累了相应的经验，觉得自己是部队文艺系统里最了解社会和市场的，而作为从地方大学到部队工作多年的人，自己也是最了解部队组织架构和运作体系的。他要不做，想象不出来还有谁做。

最后下决心那一晚上，张谦在北京六里桥的宿舍楼下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给了自己一个说法：“我要不干，等于逃避了。要做了，有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但起码将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那一年，张谦42岁。他仔细测算后决定，把电视剧的总预算定为900万元。确定的导演人选是拍摄过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康洪雷。他们二人在三元桥附近的上康城聊了半个多小时，连片酬数额都没谈，就确定了合作。

选演员的时候，最难的是主人公许三多。过程曲折，最终确定了由王宝强出演。但张谦提出王宝强必须去部队接受强化训练。“王宝强没有犹豫，投入了艰苦训练。他和其他主演去参训的部队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区特种大队，对步操、枪械，以及战术动作要求非常严。基层的战士们都不知道王宝强是个演员，还以为是个晚到的战友。直到练了两个多月后，有战士在杂志上看到他的剧照，说怎么跟这个人这么像，这才‘露了馅’。”

2006年3月10日，《士兵突击》在云南高原开机拍摄。拍摄过程充满艰辛，张谦说最难的是部队方面原先确定的武装直升机无法从四川飞到云南，要保戏只有大队转场，从云南跨贵州到四川崇州，但这样做经费预算就超了。同时，此前说好的一笔200万元的投资也因故无法兑现。从深圳、上海到北京，张谦想尽了各种办法借钱，都没成功，直到在北京遇见了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朋友才解决了问题。等到后期机房制作时，又莫名其妙丢失了两盘母带，时隔20年，至今也不知是何原因，可谓“噩梦连连”。

当时的拍摄条件也很艰苦，张谦笑着说起当时的剧组生活，“在云南的住处，苍蝇到处飞。李晨拿了一个黄色的粘蝇纸，放在窗户底下，不到5分钟，全变黑了。”谈及令观众泪奔的史今退役的那场戏，张谦说，那天晚上拍完后，张译蹲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张谦还以为他入戏太深，劝他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冰凉。后来才知道，白天张译接到了部队给他的转业命令，而全剧最后一场戏演的又是离开部队。

播出20年，《士兵突击》仍然火爆，张谦感慨地说：“有些制作人太‘聪明’了，什么火拍什么，什么演员有流量用什么演员，因为这样好卖，买家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这些年花了大钱却难出好剧的原因，用的是表面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但文艺创作是与人心的对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就能解决的。”

要像聪明的运动员 能预判对方的预判

对于当下行业追逐大IP的现象，张谦认为IP可以作为起点和思考问题的支撑点，但不能作为内容的全部。“成功的IP作品是因为能做出内容和形式的新变化，满足观众新的期待。作为制片人，重要的不是跟风，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要客观地、不带己见地判断项目本身的可行性和预期价值。”

他举例说，《新敌后武工队》就是他做的IP作品。当年他和编剧们一起到沧州采风，一次座谈时，老八路们争吵起来甚至差点动手。张谦问其原因，操着冀中口音的老八路们说当年日军围困了一个打掩护的武工队员，逐渐逼近要活捉。打光子弹的武工队员对其他战友喊赶紧开枪——他不想被日本鬼子捉走。当日本人即将得逞的时候，后方一声枪响，武工队员牺牲了。老八路们争执的是到底谁开的这枪，因为至今没有人承认。“我眼睛里含着泪低声告诉会议组织者，其实这很容易，问问当年谁跟牺牲的武工队员最亲最近，就是谁。但这个人永远不会承认，因为他无法面对牺牲者的家人。旁边的编剧们当时都被打动了，这是原小说里没有的，是战争所带来的残酷。”张谦说，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但再丰富的想象力也超不过现实的丰富。编剧只有尽量沉浸在题材和现实生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

张谦说他看小说是否能改成影视剧本，以及评判已完成的剧本，主要就看三方面：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人物情感。“一部作品，只要剧本中的人物形象生动、人物关系准确、情感表达真诚，把导演和演员选对，出来的东西就错不了。同时制片人要把团队搭建好，控制好预算。但世上所有的事都不会一帆风顺，每天剧组有点小情况我反倒踏实。就怕什么事都没有，一出就是大事。”

张谦认为，制片人就像用脑子踢球的运动员，要预判对方的预判。至于“超前观众多少”合适，他说的是：“不能太超前，观众跟不上；但跟观众同步，观众又不满足。最好是快半步。”这“快半步”，既是内容创新的分寸，也是市场判断的尺度——既不会曲高和寡，也不会陈陈相因。

谈及AI对行业的冲击，张谦说自己很乐观，“最近看的几部AI剧都很好。但AI只能解决形式感的问题，解决不了内容。真正在市场上打开一方天地的，一定是靠内容。”他认为最适合AI创作的就是《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拍起来难度太大了，现在有了AI技术，只要想到就能做出来。但他强调，AI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降低了制作门槛，但无法替代“内容表现”的核心能力。张谦认为，“内容为王”被说了很多年，在AI时代，它的意义更加凸显。当技术门槛被拉平，当所有人都能用AI做出炫酷的视觉效果，真正稀缺的，还是能打动人的内容。“跟观众产生共鸣，内在还是跟现实有关系。”

该抛弃就抛弃  该放弃就放弃

张谦作品中的主角往往是接地气的小人物，比如《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一个农村来的“孬兵”；《幸福像花儿一样》里的杜鹃，一个单纯的文艺兵。为什么对这一类人物感兴趣？“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张谦说，他的父母是搞核工业的，读小学和初中时，他先从江西南昌到河北张家口又到天津郊区，在农村生活了五年，上山、拾粪、割稻子、种麦子都干过。

到八一厂工作的第二年，张谦被派遣到第三十八集团军某基层连队进行军事训练。在枪械科目的蒙眼拆装枪比赛中，他拆枪第二名，装枪第一名。实弹射击考核时，他用十发子弹打出了97环。副团长都说：“你不像搞文艺的，干脆留下来算了。”张谦说自己对基层士兵的了解不是采访来的，是泡出来的。有老兵会给他讲怎么能多吃一碗饭，就是“舀饭的时候，一定要先舀半碗，别人一碗没吃完的时候，你还有机会舀第二碗”。没当过兵的人很难体会和理解，军营里有一种氛围：生死与共，为了战友不惜牺牲自我。张谦说他喜欢小人物，因为自己了解他们，能找到共同语言。而这种内心感受，让他的作品总是能触碰到普通人的情感。

除了完成新书《年轮上的光影》，张谦还参与了“剧萃文典”影视与文学融合发展工程项目，这是一次影视与文学跨界融合的尝试。张谦的想法是，既抓住文学的特征性，同时把影视的魅力附着在上面。“文学作品更能描述人的内心和思想，而影视必须是画面镜头呈现。文字语言和镜头语言虽不一样，但各有魅力。文学是影视之母，但影视有着仅凭文字无法实现的视听能量。‘剧萃文典’想做的，就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找到一座桥梁，让两者相得益彰。”

张谦说自己有一个底线：时间成本。“同样的时间，你把这个事做成了，这个成本就值；同样的时间，没把这个事做成，成本就白花了。”他坦承自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什么都有。”他笑说自己曾应邀回母校南开大学给军训的新生们做过一次报告，都以为他要讲“不抛弃，不放弃”，没想到他讲的是“该抛弃就抛弃，该放弃就放弃”——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抛弃明知该做却不去做的懒惰。

张谦表示，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值得死磕，制片人必须对“时间成本”有清醒的认知。这种在坚持与放弃之间保持清醒的智慧，与《士兵突击》“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并不矛盾。许三多是在认定了正确方向之后的死磕，而不是无意义的消耗。

也因此，张谦表示《年轮上的光影》这本书最想给读者传达的是：坚持理想，接受现实。“我们要有理想，没理想不知道往哪走，但是在现实条件下，要接受现实，做我们能做的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前面有光，多难都能走出来，要相信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