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陈宝良著 岳麓书社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元璋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华夏儿女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册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英雄。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以及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巨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直至步入晚明,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正德至万历年间,明代城市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物价甚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银子。权贵富豪乃至大贾,当然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户人家,肩挑步担之流,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也可过得一日了。到了晚上,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些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活脱脱一幅升平安乐图。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物价骤贵。
至崇祯年间,李自成已经起兵,烽烟四起,可绍兴城中的民众还在醉生梦死。张岱《张子诗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游春曲》,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赶到寓山(山阴祁氏名园),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轻薄少年穿梭于姑娘中间,趁机向她们挑逗,弄得她们腮红颊涩,头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阳偏西,船上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游人还在码头上流连忘返。
当李自成的军队攻打北京城的炮声一响,北京人惊醒了,他们的升平梦破碎了,顿感颠沛流离的日子离他们不远了。北京陷落以后,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是清兵大举入关,八旗兵的铁蹄践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甲申、乙酉之际的两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感伤题材。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大多怀有一种感伤情绪。当昔日繁华的秦淮河畔已化为瓦砾场的时候,有一人在破板桥边吹曲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开门出来道:“这是张魁官的箫声!”旧日之事,依稀犹在;人已作古,声却依然。清初时,明朝遗民的感伤主义作品大量涌现。余怀《板桥杂记》的基调是怀恋过去的生活,以感伤的情绪写出秦淮河的兴衰史。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借对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达了对过去风流雅致生活的留恋,其基调同样是感伤的。《如梦录》一书,记明代开封鼎盛之时的繁华景象,因李自成决河灌汴,使锦绣中原一旦付诸东流,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无非也表现了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依恋。
士大夫百般留恋的明代城市胜景、繁华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它不同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被发左衽”。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胡风”旧习洗刷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复确立。它也不同于满族入关以后建立的清帝国的“剃发”“顶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独特性,它既是汉唐以来民族传统的,却又新颖独特,对传统是一种叛逆,即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原标题:明代城市生活:沿袭中的叛逆)
文/陈宝良(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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