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接纳燕云十六州，这燕云十六州包括了长城沿线以南的今北京地区、天津地区、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辽朝虽然土地广袤，但绝大部分疆土分布在长城以外，唯有燕云十六州的土地最为肥沃，物产最为丰富。而若论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城市最繁荣，又非幽州城莫属。

因此，辽太宗立即升幽州城为南京幽都府（后称析津府），这座承载盛唐余韵的北方重镇，就此成为辽朝五京中唯一的汉族聚居区行政中心。在“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国策指引下，此地的汉文明并未因政权更迭中断，反而在制度承袭、文教兴盛与社会浸润中传承有序，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绵延千年的文化根基。

唐悯忠寺故址

在成为辽南京后，城市的功能也随之由军事重地转化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中心。此外，契丹人及奚、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蜂拥而入，使这里变为一座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城市。对于宋境内的汉民，辽廷更是提供“择沃壤，给牛、种谷”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来定居。

制度层面的因循承袭，是汉文明扎根辽南京的核心保障。辽朝创立南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南京作为汉人聚居区，全面沿用中原行政体系，设三师、三公、六部及台院寺监等机构，复刻了唐制框架。地方治理上，保留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延续唐代里坊制度，城内26坊的布局与檀州街等主干道规划，与盛唐幽州一脉相承，如今牛街、南线阁胡同仍沿用辽代坊巷旧名。

社会生活的深度浸润，让汉文明融入日常肌理。辽南京人口达30万，汉人始终是主体居民，农耕生产方式、定居生活习俗得以完整保留。经济上，这里成为南北商贸枢纽，澶渊之盟后更成为宋辽岁币交割地与边境贸易中心，汉地的纺织、冶铁技术广泛应用，延庆大庄科冶铁遗址出土的坩埚残片，证实了汉式手工业的传承。文化信仰方面，佛教传承尤为兴盛，天宁寺塔、法源寺等遗存至今，塔座浮雕融合了汉地佛教艺术风格，成为文明延续的实物见证。

考古学者王光镐指出，在辽代统治的近二百年中，北京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仅传承至今的著名古建筑就有报国寺、大觉寺、团城、云居寺塔、牛街清真寺、良乡昊天塔等。在各种各样的遗存中，最能反映辽南京基本文化属性的，当然还是辽的墓葬，迄今在北京市已累计发现了数十处。

契丹人在入主燕京后，依然保留着死后归葬塞北故里的习惯，故而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统统为汉人墓。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永定门外的北平王赵德钧与夫人种氏墓，大兴的金紫崇禄大夫马直温夫妇墓，北京西郊的平州节度使韩佚夫妇墓，阜成门外的保静军节度使董庠夫妇墓，门头沟斋堂的壁画墓，以及海淀永定路的李熙墓等。宋人时称辽南京城内有“韩、刘、马、赵”四大汉人世家，“韩”即韩知古和韩延徽家族，“刘”即刘慎行家族，“马”即马直温家族，“赵”即赵德钧家族。其中马直温墓和赵德钧墓已见出土，另外再加上韩佚即韩延徽之孙，四大家族中已有三大家的墓葬相继问世。而由这些上自四大家族下至平民百姓的辽南京汉人墓可知，在辽朝统治的近二百年中，汉文明在辽南京仍然传承有序，并且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墓室结构上，辽南京汉人墓多为仿木建筑的砖筑墓室，而这和当时北宋流行的仿木结构雕砖墓如出一辙。这种结构的墓室是由唐代后期发展而来的，它在辽、宋的同时出现，体现了中国南北各方对中原唐文明的共同继承与发扬。例如赵德钧墓，墓室中绘制的壁画有伎乐、庖厨等，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原画风。在随葬器物上，同期中原宋墓最常见的有瓷枕和定窑瓷器等，而辽南京汉人墓中也不乏此类物品。例如韩佚墓出土的瓷器，白瓷属定窑，青瓷属越窑，皆出自中原窑址。

从盛唐幽州到辽代南京，汉文明如同莲花池水系滋养古城般，在政权更迭中始终保持活力。那些延续千年的街巷、留存至今的建筑、墓葬文化的特征、传承有序的制度，都在诉说着汉文明在辽南京的坚韧生命力，成为多民族国家文化传承与融合的生动例证。

供图/凤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