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影视剧中，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桥段：“八百里快马加鞭，速速送达！”望着骏马飞驰、绝尘而去的画面，不禁让人好奇——“八百里加急”真的意味着日行八百里吗？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如果用“千里马”跑快递，“八百里加急”不就是一天的事儿吗！

其实，这是人们对“千里马”的误解。因为古代各朝各代的“里”，并不相等。以周朝为例，当时的一里约合三百米，因此，“千里马”一天的行程也不过是三百公里，时速只有三十公里而已。更何况“千里马”属于文学意象，而非实际驿马。

那这个“八百里”的速度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历史上并无统一的“八百里”标准，也就是各朝代最高速度不同。另外“八百里加急”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驿传”或“邮驿”的邮政体系。据《后汉书》记载，“八百里加急”是汉代一种紧急军情报告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每站都有专门的驿使负责传递信息。当有紧急军情需要上报时，驿使会骑马飞奔，日行一百五十里。如遇紧急情况，则会启用日行三百里的“奔命书”（汉代紧急军情文书）。

汉宣帝时，羌人结盟，前去巡视的大汉使臣义渠安国处理不当，导致羌人不满，西北局势不稳。于是启用“奔命书”。根据《甘肃省志邮电志》记载，汉朝从金城郡到长安大约是一千四百五十里，七天时间跑了一个来回，也就是两千九百里，平均下来一天四百一十四里（约等于现在17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快的速度。

汉代为高效驿传奠定了基石，到了国力空前强盛的隋唐，不仅驿站网络星罗棋布，更是对传递速度的要求也进行了制度化、分级化的管理。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近一千七百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位于长安的“都亭驿”最大，有驿夫二十多人，其他驿站配备驿夫二人至二十人，驿马八匹至六十匹。

隋唐时期，“八百里加急”是国力强盛的标志，朝廷对陆路驿速有明确的“程限”（限期）：传马日走四驿，乘驿马日走六驿，按每三十里一驿算，日走一百二十里至一百八十里。若情况紧急，要求日驰十驿，相当于每天要跑三百里。如送赦书，则要日行约十六驿，行程五百里。

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自范阳至长安三千余里，师行六日。”也就是安禄山在范阳起兵的消息，六天后便传至华清宫，平均日行五百里（约等于现在230公里）。

北宋神宗时，驿传的制度管理更趋向于高效化，建立了“金字牌急脚递”制度，驿站常备快马，要求“过如飞电，望之者避路”。“金字牌急脚递”用红漆黄金字的木牌，上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字样，递卒不舍昼夜风雨兼程，快马系有铃铛，沿途递铺交接公文须在道路上进行，听到铃声立刻派骑兵于路口等候，拿到公文后快马加鞭飞驰下一站。

这种速度虽然更快，但毕竟是以驿卒的血汗与马匹的生命为代价拼出来的，因此当时朝廷要求“非紧急边事，毋得擅发急递”。但元丰年间，西夏剑指陕西绥德，又动用八十万人围攻甘肃兰州。于是神宗用“金字牌急脚递”指挥陕西鄜延路作战。一时间，驿夫不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过如飞电，日行五百里（约等于现在270公里）。

不难看出，宋代“金字牌急脚递”将速度推向更高峰，但过度依赖人畜之力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因此进入明代，虽速度未显著提升，却在管理体系上更加严密，公文需附“火票”注明时限。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登基未满一个月，就下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并要求“每十里设一铺，铺丁十人”。全国设急递铺约两万处，形成以南京、北京为中心的辐射网络。明成祖迁都之后，更是开通了连接十三个布政司的七大驿路干线。

清朝在沿用明代急递铺的基础上，增设“驿站”“塘站”（边疆军事通讯），中央设兵部车驾司与理藩院分管内地与边疆驿务，形成以北京为中心，驿路分为官马北路、官马南路和官马西路三大系统的交通网络，便于朝廷传递文书和运输物资，为“八百里加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康熙年间，吴三桂叛乱时，昆明至北京近三千公里的军报，清朝驿卒仅用九天送达，日均超三百公里，甚至快于现代普通快递。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所谓“八百里加急”并非单指一日必行八百里，而是代表古代驿传体系在最高优先级、最紧急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 

文/马庆民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