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颤颤地写了两个字：“谢谢”

2021年3月13日，著名摄影家王福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他一生酷爱摄影，他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作品影响深远，为中国人留下宝贵记忆。

几个月来，艺术家黄庆军一直关心关注着恩师的病情，有任何需要出力的，能帮忙的他就去做。对他来说，王福春既是前辈又是恩师，他们师徒之间跨越近三十年的情谊，早已成为忘年至交。

3月14日晚，记者联系到黄庆军时，他还沉浸在为恩师王福春做送行准备的悲恸之中。尽管自老师患病住院以来所有的消息他都知道，但他还是觉得一时难以接受，“没想到老师做完癌症手术之后又突发脑溢血，我觉得这一切来的比较突然，让他都没有准备好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办”。

一想到王福春老师在最后治疗期间的种种场景，黄庆军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他记得特清楚，“3月6日老师在宣武医院做完手术，之后转到右安门医院住院治疗。后期由于又突发脑溢血想再回宣武医院做检查。那天急救车转运完，就在急诊大夫治疗的空当，躺在病床上的王老师很是虚弱，也说不出话了，他突然示意师母要一个笔，还要一张纸。结果他女儿王睿拿来纸，他最后颤颤地写了两个字：‘谢谢’。我们一看，都忍不住泪目”。

黄庆军感到遗憾的是，“疫情前听老师说过还有几本书没有出来，而且我知道的今年他在英国还有一个摄影展，但目前这些事还不知道后面怎么办，只能先尽力把后事办完，送恩师一路走好”。

他说做人就像三个瓶子，让我领悟到做人要谦虚严谨

一想到1992年，黄庆军依然感到心情激荡，他当年狂热的迷上摄影，四处投稿却石沉大海。破釜沉舟第一次到北京看展，没想到就被王福春老师的作品吸引而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那一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节没有摄影爱好者不关注的，特别是当年新设置的“金像奖评选”环节，简直成了圈里的“爆炸消息”。就在那次的摄影展上，摄影爱好者黄庆军第一次在大幻灯上看到王福春的作品，受到很大触动，“当时拍的作品是矿工，黑白的片子，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那些矿工的眼神”。看到介绍王福春是哈尔滨人，黄庆军顿生出老乡的亲切感，就在王老师讲座之后主动过去说“我是大庆的黄庆军，想跟您学习一下”。他没想到，自己刚开始摄影，竟然和王老师聊得很高兴。

回到黑龙江之后，黄庆军就去哈尔滨的家里拜访王福春，“他为人非常热情，他有很多学生，当时也收我为学生。但是他对我要求挺严厉，叫我每次去的时候要带摄影作品，要洗一些照片给他看，我每次去都会带一些照片请他指教”。

90年代初黄庆军往返于大庆和哈尔滨进修摄影专业，期间去王福春老师家里变得更为频繁。“我记得特清楚，刚认识他就给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做人就像三个瓶子，空瓶子，它什么没有不会晃；半瓶子，它就可能来回摇摆晃荡；满瓶子，装得满满的也不会晃，让我领悟到做人要谦虚严谨”。

王福春老师对后辈的真诚，以及做人做事的态度也令黄庆军念念难忘。那时候的交通还不那么发达，再加上老师为他考虑到来回跑的路费，他记得至少有一两回都是王老师说“太晚了，你就第二天再走”。他当年和王老师就在一张床上睡，“老师说起过他从小爹妈都没了，跟着哥哥长大，吃过很多苦，得到过很多帮助，所以也特别愿意帮助人”。

王福春老师喜欢收藏相机，但有一件小事让黄庆军至今难忘。“至少是2000年以前的事了，当时老师买一个人的相机，付了对方一万多块钱。结果那个人病了，王老师就去医院看他。回来他说人家都病那样了，我就别提这事儿（拿相机）了，他真的只字不提。一直到后来，那个人也挺感动的，力所能及的时候把相机给了王老师”。

要么我还是坐火车吧，还能拍拍照

黄庆军跟随王福春老师一起走过拍过东北的很多地方，去过雪乡，去过亚布力，去过苇河……那时候王福春老师已经很有名气了，也得了中国摄影金像奖，但“他很朴实，跟老百姓打交道什么的都很随意”。他印象很深，“1999年王福春老师带我和赵钢一起在黑龙江沾河林场拍摄森林蒸汽机车。我记得那一次我们一起在林区走了得有一周。当年到林场没有宾馆，都是跟一些小站里住，住一晚上给人家几块钱，很便宜。那时候森林机车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为了等火车过，在山上一站站两三个小时很正常，有时候可能还没有火车过。我记得老师拍片子时看到好的场景，会‘咵咵咵’拍很多张。我很荣幸能跟着老师一次次出去拍片，也很感恩老师对我的指教”。

黄庆军刚开始拿起相机时什么都拍，后来受王福春老师影响，在新千年之后拍出的《蒸汽机车》系列让他在摄影界崭露头角。但他特别感念的是，“当年王福春老师对我说希望我‘把镜头对准人’。老师说的拍人物对我人生是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没接触他，我可能还在走来走去”。

近几年，黄庆军拍摄的《家当》系列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取得一些认可和成就时，王福春老师除了指点还有切实的帮助，“他跟我说过他更喜欢我《家当》前面那些部分，他说还是自然一些更好，他指出家当的摆放别太刻意去摆。我印象很深，当年王老师问我说你拍《家当》用那个120的底片太小了，用8×10的更大。我说我也没有80的相机，他说我那个现在不拍了，你先拿着拍去吧。当时我记得那个胶片机搁我这一放就放了五年。正是那几年，在《家当》系列中就多了很多8×10的底片，现在看来特别珍贵”。

黄庆军最为敬佩的是王福春老师对摄影的执着和敬业精神，直到上了年岁，他出门都愿意坐地铁，他那个相机就一直随身带着，大家有时一起吃饭或者出来见面，老师说的话彷佛还在耳边，“有时候我们说开车送他回去，他也说不用，‘你就给我搁一地铁站我坐地铁，我能拍照’。包括去外地给人讲课，人家给他订机票，他总说’要么我还是坐火车吧，还能拍拍照’。”

供图/黄庆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