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韩某某盗窃案。

2023年10月至2024年7月，韩某某（男，首次作案时16岁）先后三次在城郊乡村盗窃电动车3辆，经鉴定价值折合人民币3085元，销赃获利人民币1650元。到案后韩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取得3名被害人谅解。经不公开听证，2024年11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韩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针对涉罪成因开展跟踪帮教工作。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韩某某违法所得主要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且其情绪状态消极、焦虑，遂决定开展系统社会调查，深入追溯犯罪根源。联合公安、心理咨询师、司法社工，聚焦“个体——家庭——环境”互动关系，精准查明其走上歧途的关键动因：

一是家庭变故与生存压力。2023年初，父亲韩某甲罹患重病，直接导致韩某某家庭经济支柱崩塌，收入锐减至仅靠奶奶微薄的养老金维持，家庭陷入急迫生存困境。二是监护缺失与不良示范。父亲韩某甲自身在困境中未能正确应对，反而染上小偷小摸恶习并消极逃避家庭责任，不仅导致家庭监护严重缺位，更为韩某某提供了错误的行为示范，加剧了家庭功能的失调。三是个体认知与能力局限。处于价值观成型关键期的韩某某，因早年父母离异、性格内向、初中辍学且无一技之长，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压，心态失衡，“赚快钱”的渴望强烈。

综合调查认为，韩某某的犯罪行为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突发家庭危机、不良监护示范等多重负面因素与其身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个体心理认知局限相互作用、恶性循环的结果。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联合公安机关对其开展教育训诫，使其在法律威严下反思自省、改过自新。

针对本案反映出的多重犯罪成因，检察机关联合多部门构建了以“重塑支持环境、赋能个体成长”为核心目标的立体帮教体系，多元推进困境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一是以家庭教育与政策托底夯实“根基”。联合公安、妇联对其父亲韩某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通过训诫、行为矫正与亲职教育，督促其转变不良行为、履行监护职责，并由妇联持续监督回访，旨在消除代际不良影响。主动协调民政部门、村委核实韩某某家庭困境，依法为其家庭办理低保、申请临时救助，并根据其父亲身体状况提供村内公益性岗位，从根本上缓解生存焦虑，为帮教创造稳定条件。

二是以观念矫正与技能培训筑牢“枝干”。协同公安、教育部门将其送入专门学校，依托专业矫治团队，通过定制课程、心理疏导、谈心谈话等方式，针对性解决其心理压力与法治观念淡薄问题，筑牢守法向善的思想根基。联系人社部门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并协调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使其通过合法劳动自立成为可能，最终帮助韩某某在当地某玩具制品厂实现就业。

三是以跟踪回访与长效关爱护航“果实”。协同村委建立动态跟踪与巩固机制，通过跟踪回访，密切关注韩某某的思想动态、工作表现及家庭关系改善情况，评估帮教措施实效，及时提供必要支持。跟踪回访显示，韩某某思想积极、工作稳定，已顺利开启全新生活。

针对本案中反映的未成年人因一时困顿误入歧途问题，检察机关深化部门协作配合，聚力推进末端治理和前端预防，阻断困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恶性循环。

一方面，聚焦“已病”抓治理。全面梳理近三年全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对52名有家庭困难背景因素的罪错未成年人建立个人档案，联合妇联、公安、教育、民政、人社等部门，围绕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贫困程度、违法犯罪情节进行分析研判，通过专门教育、民政救助、家庭教育指导、就业指导等措施，开展针对性分级干预和教育帮扶，建立“发现——调查——矫治——干预”的全周期预防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聚焦“未病”抓预防。结合河南省《检民协作深化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加强与民政部门协作配合，对各县（区）有家庭困难背景的未成年人进行梳理汇总，充分发挥未保工作站、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特邀检察官助理等作用，在线索发现、政策支持、联动帮扶、源头治理等方面融合发力，切实预防和减少困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截至2025年12月，已协助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8人，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治22人次。

最高检提到，针对未成年人多次盗窃犯罪要注重深挖成因，围绕个体、家庭、环境等维度增强社会调查的准确度和针对性。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过程中，应加大对困境未成年人涉罪现象的关注，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联合相关部门、联动社会资源开展立体帮教，综合运用惩治、帮扶、教育、干预等措施，帮助罪错未成年人走出困境，从源头上阻断反复盗窃等行为的恶性循环。

同时要聚焦源头预防，加强类案治理，协调各方推动建立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衔接机制，推动未成年人保护从被动救济转向主动预防。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马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