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五河交汇地

在北京通州，温榆河、通惠河、小中河、运潮减河与北运河于此交织汇流，形成罕见的“五河汇流”盛景。这片水域千年来流淌着南北通衢的繁华记忆，沉淀着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但它并非天然造就的地理奇观，而是历代治水智慧与漕运需求共同雕琢的成果。

早在元代，通州就因“京杭大运河起点”的区位成为漕运枢纽。当时江南漕粮经北运河抵通州后，需经通惠河直入大都（今北京），但通惠河水位偏浅，常受温榆河洪水侵扰。郭守敬主持治水时，尽显匠心巧思：他修建由11座闸坝组成的“连环闸”，以“石基木扉”结构节节控水，将通惠河与北运河水位差控制在1米内，确保漕船“空载上行、满载下行”；又在汇流处北侧设“减水坝”，汛期分流温榆河洪水入小中河，同时引昌平白浮泉补充通惠河水源，形成“引泉入河、分洪入渠”的闭环系统。针对河道狭窄的特点，他还将漕船改造为“短宽型”，船长不超10米，吃水仅0.8米，搭配码头“转船台”，实现无需卸货即可跨河转运，“千艘漕船三日可尽过汇流处”。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首艘漕船抵达后，沿岸兴起装卸、仓储、造船等行当，荒凉河岸逐渐成为“帆樯林立、车马络绎”的漕运重镇，朝廷更在此设立“管河公判”衙署管理漕务。

明代是数河汇流处的黄金时代。永乐迁都后漕运需求激增，嘉靖六年，御史吴仲在郭守敬治水基础上，将元代二十四闸改为五闸二坝，修筑石坝、土坝两座专用码头，石坝运军粮、土坝输皇粮，分工极为精细。据《明会典》记载，主码头设有“验粮官署”，漕粮到港需经“过斗、抽样、封仓”三道程序，贡品区则由锦衣卫专人押运苏州织锦、景德镇瓷器等江南珍品，库房墙面镶有“严禁擅入”石碑。民用小码头的12家“牙行”撮合南北贸易，脚夫需持官府“腰牌”揽活，沿岸“漕运小吃街”上，江南糯米糕、山东煎饼与北方羊肉泡馍香气交融，摊位高悬“漕运专供”幌子。当时“日过漕船千艘，装卸工役万余”“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谚语，正是对这份繁华的生动注解。

清代中期，数河汇流处功能进一步拓展。乾隆年间开凿运潮减河，与原有四河形成“五水共治”体系，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多次在此登船，留下“烟外过通州，潞河自北流”的诗句。民间商贸借“御道效应”更趋兴盛，500米长的“漕运巷”聚集130余家商铺，按商帮分区经营：浙江商帮主营丝绸茶叶，江苏商帮专卖瓷器漆器，山东商帮囤积粮食皮毛，山西票号则在此设立分号，解决跨区域贸易资金流转难题。江西船帮集资兴建的江西会馆（又称许真君庙），成为漕运商人祭祀水神、议事落脚的场所，会馆戏台节庆时上演家乡戏曲，慰藉异乡人的乡愁 。通州城内有收集粮商运来的商品粮的“麦子店”“江米店”，有收集各地商人运来的各种杂货、布匹、绸缎的铺户。城内有很多“车马店”用于卸载、转运货物。

清末铁路兴起后，漕运渐衰，但五河汇流处并未沉寂。民国时期，这里仍是京郊重要农产品集散地，温榆河的粮食、通惠河的蔬菜通过小船运往北京城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部门疏浚整治河道，使其兼具防洪、灌溉、航运功能，2009年打通通惠河与运潮减河，让五河汇流景观更趋完整。如今，运河森林公园里，昔日漕运码头变身亲水平台，古闸坝石基、老码头遗址与岸边古槐、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耳畔仿佛仍能听见当年船工号子的回响。这片五河汇流之地，不仅是水利智慧的结晶，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见证，那些流淌在水波中的烟火气息与历史细节，早已成为大运河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