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非常喜欢刘老师这个观点——选择去做那些在所有历史条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我想再稍微补充一些现实的案例，就是应该具体怎么做。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和很多年轻人进行了访谈，问他们这一年的经历和心态，前面我们提到很多年轻人会觉得2023年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也都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刘擎：我也看到了，你策划的这个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其实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有的人说“我今年就是要减肥20斤”，有的人说“我就是要登山”，还有年轻人高喊“我要去谈恋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要去谈”。这是值得钦佩的强健的生命力。还有人说“让我挣钱吧，我就是要挣钱”，这也很好，下决心想办法去挣钱，不管这个处境多艰难，要打开思路，想办法，穷尽自己的智慧，只要认定一件事情，手上有事情做，总是好的。
严飞：对，我看到还有大量的留言，说“我今年读了30本书”“我今年读了50本书”；“我今年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我的亲人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家庭遭遇到了一些重创”；“我今年开始认真地去自我解剖，开始学习心理学”。我会有一种感觉，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自我的关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学习心理学，来了解自己、治愈自己，同时还会疗愈自己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而这些都是在昨日的世界里不太会想到要去做的事情。
刘擎：我就觉得，在时代的节奏放慢下来的时候，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以前被急功近利的大浪潮所遮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让我们去直面、去思考：如果生命已经到了晚年，也不一定特别想追求什么现实的功名利禄，那时候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的？慢下来的时候，年轻人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对自己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就是说，在一个发展快、机会多的时期，更有利于去追求现实功效的目标 ；而在慢的时代里，可能应该做更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每个人需要自己平衡和调整的选择。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过于高谈阔论了，是不是能带给年轻人一些有用的启发。
严飞：刘老师谈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ßpöhler）的著作《敏感与自我》（Sensibel），这里也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里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社会，在敏感性社会里面，每个个体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变得更加敏感，比如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对性别议题的敏感等。
刘擎：就是以前可以接受或漠视的，现在就不能接受了，我们必须要有反应，这是敏感性的一个表现。
严飞：今天的年轻人会接收到来自不同维度的信号，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陷入焦虑。他们面临的信息爆炸和社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他们会不断地将自己的和父母那一代的生活经历进行对比，思考为什么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工作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他们也会与那些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同龄人相比，质疑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但另一些人却拥挤在通往罗马的路上。
这种持续的比较和竞争感，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观察，还被社交媒体所放大。年轻人每天都在滑动手机屏幕，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策划的生活片段，这种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使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和焦虑。未来怎么办？既然卷不动也躺不平，只能成为45度斜杆青年，在躺平和振作之间反复寻求平衡。
刘擎：刚才严老师说到敏感性，整个现代就是敏感。我们以前可能好多事情都可以忽视和漠视，可以说对于个人权利的敏感性，就是因为人都变得“娇气”了。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人能够娇贵，变得更为敏感。但敏感性带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对人类的疾苦，包括对他人和自己的疾苦有更加强烈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脆弱，因为你敏感了，你会脆弱。所以有位日本学者写了本书提倡“钝感力”。但钝感不是麻木，敏感和钝感是可以共存的。其实我们知道，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既需要敏感，也需要在敏感之后有很强的理性来分析和澄清，你能够舍弃什么，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才能帮助你做出选择。选择对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忠实于自己最根本的意愿。
人是通过自己的遭遇和叙事来建构自我的，自己的故事发展和改变，就是自我重构的过程。在平稳的时代，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稳定，自我重构是缓慢的，也是相对顺畅的。但在最近几年，似乎每个人都急促地重新寻找自我，重新构建自我。这种仓促造成某种茫然的困境。应对困境的关键，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关切，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这不只需要理性的反思，还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关。最终去发现，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处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严飞：在刘老师的基础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不仅要重建自我，而且还要重建连接，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即时通信软件已经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可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临场感却消失了。如果今天我和刘老师不是面对面地坐着聊天，他在网络一端，我在网络另一端，我们的交流就不会有火花碰撞的感觉，这就是一种社会临场感的下降。当每个人都变成了“符号”和“头像”，我们就无法即时感知到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具身的社交线索，遑论去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流动。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网络的技术和远端的亲人、朋友、陌生人进行聊天，这意味着我们有了突破空间束缚的能力，千里之外触“屏”可及。但是，这种穿透空间的相聚所形成的“数字群”并不是内聚的。基于“符号”的相聚完全没有群体性的思想，无法发展出“群体性”的凝聚力，因此也就无法发展成“我们”，具有强烈团结度、凝聚度的“我们”。在技术带来的“云端”交往蓬勃的同时，反思“数字群”所指向的“在群中”，又丧失于“群中”的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基于这一反思，回到身体本身，去认识我们周围的小世界，去重拾我们在社区、邻里交往中的社会往来和交谈，也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建立，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年轻人走出来，不断地创造出很多新鲜有趣的活动，重新去制定 一些游戏的规则。
刘擎：是，哪怕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还是有人创造火花的。
严飞：年轻人有着创造火花的力量，很多年轻人也真的很想从自己固有的圈层里走出来，发现自己的社区，发现身边的小世界。
之前我曾前往深圳，花了一段时间，调查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当地一个大地产商的改造下，这个城中村演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依旧保留有传统居住风格的城中村，我们可以说是昨日的世界；另一边是经过现代化装潢的时髦洋气的小楼，很多“网红”在打卡，是一个今日的世界。这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用一条小街隔开来。
在昨日的世界里，有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然后四五米外一条小街之隔的对面，就是富丽堂皇的今日世界，是一栋门禁森严、被密码锁层层封闭起来的青年公寓。通常，我们会觉得住在公寓里的青年人和这位阿婆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小卖部门口，阿婆摆了两三把椅子；在青年公寓楼下进门的地方，也有六七把椅子。这些椅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阿婆告诉我，这些椅子是为大家聊天准备的。住在小卖部对面青年公寓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他们之中，很多人在下班以后，把包往公寓里一放，吃完晚饭就下来到楼下，坐在小椅子上。
刘擎：喝茶吗？
严飞：不喝茶，就坐在小椅子上聊天。我去调研的那段时间，正值深圳比较舒服的季节。晚上八九点，很多人可能才吃完晚饭，就坐在椅子上三三两两地闲谈，晚风吹过来特别惬意。这些以前彼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在深圳“深漂”，因为居住空间布局上的一点改变，就连接成了一个新的小小共同体。同时又因为阿婆的小卖部卖啤酒、饮料，这些年轻人就和阿婆聊天，听阿婆讲她1980年代来到深圳，如何见证了小渔村慢慢地发展起来，变成今日的深圳，然后又如何在地产霸权的裹挟之下，城中村被大面积改造，最终她就变成了昨日世界里的一部分的故事。你看，就是很简单的几把小椅子，将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刘擎：严老师是社会学家，他特别注重在地的经验性的感受。他讲的这个小故事给我一个启发，那就是生活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间可以被打开。刚才谈及自我的重构，我也讲过很多次，自我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刚才严老师说到面对面交谈的临场感或者现场感，确实无法被线上交往所取代。让我们多想想线下能做什么。可能在你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你就走出去跟人家约起来，约饭、约散步或跑步、约一起聊天或放风筝，然后生活中的那些火花就会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中产生，在自己的思想中闪烁亮光，可能带给你新的线索，甚至一个新的通道，打开新的世界。
严飞：我们想要抵达明日的世界，那如何去抵达呢？实际上是你在今日世界的每一个选择，决定了明日世界的路径。在世界的浮沉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在寻找通向自己出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着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我们应该努力从更广阔的维度来思考，向世界打开自己，看见多元生发的可能性。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认知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我们的内心将变得更加坚韧，即便明日的世界是如此陌生、让人忐忑，我们也将不再害怕。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
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刘擎：好，总结起来说，从“昨日的世界”抵达“明日的世界”，就是要对昨日的世界有一个更透彻和复杂的看法。昨日的世界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升降起伏，有盛衰，也有高峰和低谷。在那些年代里，始终存在一些让人觉得珍贵的、有价值的理想和目标。当我们认识了昨日的世界，现下要通向明日的世界，首先是要澄清，然后坚持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打开自己和生活的空间，开展有意义的人际往来，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诞生关于生活的新想象，激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如此这般，在一个哪怕并不是特别友好的环境条件下，你也可以活出生命的光彩。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