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CEO五年创新实践
解放日报 2024-09-09 07:41

4000人报名,300人入选,这个数字是去年的4倍,录取比例13:1。在入选的人中,本科学历以上占比达68%……两个多月前,2024年“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举行开学典礼。

坐在台下的乡村CEO们没有想到,当初村里聘请他们时,对他们的期待仅仅是“把村里的米卖出去”。四年后,不仅有的强村公司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乡村CEO们更是从卖米到卖体验、卖教育、卖经验……还有人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第一人”。

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招聘乡村CEO,而后被多地乡村效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由各地政府主导,中国农业大学、腾讯等社会力量助力的乡村CEO聘培,已推广到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重庆等省区市的125个县市区。

“又土又潮”的乡村CEO赛道上,探路者众。然而,除了永安村这样备受瞩目的成功案例外,有些尴尬的后续也引发关注:曾放话“三年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的首任乡村CEO赵祥彬,由于在年度考核村民公投中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有2位辞职;昆明引进乡村CEO的6个试点村,如今只剩下1个村子还在坚持……

乡村CEO究竟是不是一个可复制的创新实践?答案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乡村CEO的实践意义远远超过经营乡村产业本身。

时髦的乡村CEO

永安村的水稻,还没种下去就已完成销售。

在村里的核心区,稻田以10亩为单位分隔,由70余家不同的企业以每年8万元认养,收成则由村里托底。这些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线上监测系统随时查看稻谷的生长情况、组织员工来村里团建,还能把精美包装的大米作为员工福利和商务礼品发放。

在村文化礼堂的大屏幕上,数字农业具体可感地呈现,水稻生长、天气情况、土壤肥力等实时监测数据一目了然;永安大米、米浆饮料、米酒、月饼等稻米衍生品陈列在游客中心的货架上,供人选购……

这里位于浙江省北部。一条南苕溪从天目山间流出,自西向东经临安至余杭,在南湖附近突然90°北折,环抱河流北岸的8个村子、3万亩良田。永安村是这片区域的核心。

以前,由于永安村地处非常用蓄洪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97%的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只能靠农业发展。这让它在富裕的浙北长期被视为没资金、没用地、没风景的“落后村”。

让它蜕变的转折点,是四年前的一次招聘。

2020年,杭州市余杭区8个村子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薪18万元,并根据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另有绩效奖励。通过选拔,安徽人刘松成了永安村农村职业经理人,出任永安村强村公司总经理。这个公司隶属于永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服务于村集体经济,董事长是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刘松则有一个更时髦的称呼——乡村CEO。

此前,乡村经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村里的“能人”、大户或返乡创业者等来承包村里的闲置资产,但不是所有村庄都有这样的“能人”,即便有,村集体和村民也只能获得租金,收益有限;另一种是和外来的公司合作、开发运营,但这样又容易出现“公司拿大头,集体拿小头,村民拿零头”的情况。

想要把乡村经营的收益留在乡村,就要补上乡村面向市场的短板。在绝大部分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就是村书记,他们所承担的基层治理的行政任务本就繁重,很多人在经营能力上也有所欠缺。所以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由职业经理人来专业化、市场化地运作村集体经济,带动整个村子发展,就成了越来越多乡村的选择。

“不能简单地把乡村CEO理解为在乡村聘用一个懂乡村经营的人。它的本质是为农民、为村集体,雇佣一个懂市场、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以弥补乡村治理资源的断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李小云说。

变成“生意人”

一个传统的“粮食生产型乡村”来了CEO,这本是件新鲜事。可乡村CEO是干什么的?怎么干?不仅永安村的村民心存疑惑,就连刘松自己也没答案。

因为就是这年年初,在开全国风气之先的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招聘的首任职业经理人赵祥彬,由于年度考核村民公投没有达到续聘的票数而被解雇,村里的集体企业收归村委会管理。

这在乡村CEO的圈子里,甚至整个长三角,都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大家依稀记得,2019年3月,在赵祥彬的聘任仪式上,周边8个村的村民都赶来围观,他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说:“3年后,我将带领下姜村主板上市!”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大家没等来下姜村上市,等来的却是赵祥彬被迫离开的消息。此外,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3位乡村CEO,也有2位辞职。

这些事让永安村人对乡村CEO心里打鼓,初来乍到的刘松自然也不敢贸然行事。

他带领团队先以农文旅活动为突破口吸引人气,又发展稻田、菜园认养模式,开发大米衍生产品,探索闲置物业“民建村用”,还联合包括永安村在内的8个村子成立“千村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

在刘松团队的运营下,永安村强村公司去年的年营业额达到2000多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2019年的73万元提升至2023年的5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由4.2万元提升至6.3万元。永安村成为杭州,乃至整个浙江乡村运营最成功的案例。2023年,小小的永安村迎来1200多批考察团。今年从农历新年到6月,村里已经接待了四五百批人。刘松也成为“传说中的乡村CEO教头”。

唐文铭比刘松更早成为乡村CEO。2019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经营着一家乡村运营公司的唐文铭,应聘成为小古城村的乡村CEO。

唐文铭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村里原本繁重的接待任务市场化。他梳理讲解词,招聘专职讲解员,把接待工作做成一门生意,对前来考察的团队收取讲解费,不仅减轻了村委会担子,还为强村公司赚得“第一桶金”。而后他又在村里建起露营地和网红景点,推出沉浸式乡村体验项目等,带动人气,盘活小古城村的资源。

“我们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把村集体经济变成一个市场化主体。”唐文铭说,“通俗来讲,你(指村集体经济)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生意人’,才能到市场上去跟人家谈生意。”不过,身份转化有时也会遇到现实难题。“我们出去不断说我们是企业,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政府。另外,村集体经济本身还有决策时间长、程序多、团队效率低等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刘松说。

可是政府“背书”也会带来强大的导流和资源统筹能力。比如,永安村的稻田认养项目刚推出时,没有企业愿意认养,正是区里帮忙牵线搭桥,对接了11家央企、国企率先认养,形成示范效应,才逐步发展到了现在的72家。

CEO与董事长

几乎所有乡村CEO都有一个共识:一个乡村CEO能否在村里充分施展能力,和他能否得到村书记支持、与村“两委”形成良性互动密切相关,这是乡村CEO能否成功的关键。

刘松到永安村的第一天,村党委书记张水宝就在全体村干部大会上表态:“刘松来了之后,我们要举全力协助他的工作,不能拖半点后腿。如果谁在这个事情上没做好,我就要找谁的责任!”

张水宝当过兵、在外干过企业,思想开通,人也随和。刘松打心眼里尊重他,每周都会主动找张水宝汇报工作、沟通问题。永安村做出成绩后,张水宝当选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刘松成了“乡村CEO第一人”。有人说,他们是村书记和乡村CEO相互成就的典范。

然而,在绝大部分乡村,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组织负责人常常一人“三肩挑”,乡村CEO在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变数很大,也没有严格的条款来规定村“两委”与乡村CEO的权责关系,这常常让乡村CEO陷入尴尬。

采访中,一位乡村CEO就曾对赵祥彬的遭遇感到不忿。他听说赵祥彬之所以犯了众怒,是因为他用村里公共的养猪大棚盖了餐馆,疫情一来,千岛湖游客锐减,当地村民把怨气撒在了赵祥彬的身上,认为村里的农家乐抢了村民生意。

“你说他冤不冤呢?他只是拿村集体的资产去做了他职责范围内应该做的事,赚的钱也没进他自己口袋。为什么在和村民出现矛盾的时候没人去调解,就让他一个人去背锅呢?就连离职都要被‘消费’。”他说,赵祥彬的经历让他寒心。

另一位乡村CEO则认为,这是双方缺乏沟通的结果,“他才去了一年,其实很难做出什么成绩,但是他闷头做,有了问题也不沟通。如果经常沟通,人都是讲情面的,不至于最后投票的时候把他投出去”。

村集体下设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和城里的公司一样,由村书记担任董事长,乡村CEO直接向董事长(村书记)负责。因此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职场规则,在这里也通行。除了真才实学,“情商在线”也很重要。

一个熟人社会

2019年余杭区首批招聘的三位乡村CEO,如今只剩下唐文铭一人。

唐文铭的老家就在他工作的小古城村隔壁的求是村,十里八乡都是熟人,他熟悉这里的人、事和运行规则,五年的经历让他对乡村的行事风格有了自己的心得。“乡村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老百姓支不支持这项工作,很多时候是看对做事的人信不信任。其实村民是很朴素的,你把他当朋友,他也把你当朋友,你要做事的时候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唐文铭说。

本地人的身份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压力,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压力也是唐文铭一直坚持的原因。“别人能走,我不能走,因为我是当地人。如果我也走了,那不光丢我自己的脸,还丢我爸妈的脸。”他说。

和城市运行的逻辑不同,中国的乡村始终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目前大部分的乡村CEO都是外聘的,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本省人。作为“外人”,他们想要在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干事创业,需要付出相当大的“融入成本”,表面上看,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工作内容是乡村新业态的经营管理,但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熟人社会。

29岁的柏令是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大苗寨村的乡村CEO。这里曾是乌蒙山区的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当地政府投入资金建设“云中苗寨”,还开发了各种休闲旅游业态。硬件建好了,可缺少市场化的思维和运营模式,“最简单的例子,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连发票都开不出来。”柏令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苗寨开始了市场化运营探索。

柏令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云中苗寨”从最开始的举步维艰到年营收达到200多万元,成效显著。柏令也成了当地乡村CEO的典型。

然而光环背后,柏令好几次动过辞职念头。据村里人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外地人”身份。村民并不接受他,时常还会有喝醉酒的村民去找他闹事。

在柏令来之前,当地也想过在本地人中培养乡村CEO,朱云慧就是人选之一。然而,她在参加“中国农大——腾讯为村乡村CEO培养计划”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本村,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乡村CEO的培训让她觉得“煎熬”。“我们去学习的杭州、深圳那些乡村,有的发展得比我们县城还好,怎么能比呢?”朱云慧说,培训中一些关于农业政策和乡村运营的课程,她更是听得云里雾里。跟不上学习进度的焦虑一度让她失眠。

好在后来招来了柏令,朱云慧转而担任“云中苗寨”餐饮部的负责人,虽然还是团队主力,但不用“一肩挑”,压力才慢慢卸下。当记者问朱云慧愿不愿做乡村CEO时,她直言:“就算一个月给我1万元工资我也不干。”她说,乡村CEO是一个得罪人的工作,“外地人还好,本村人干不下去,我不可能拉下脸说村民,以后我家里有什么事还要靠大家帮忙,你说是吧?”

和唐文铭一样,昆明人王慧(化名)还在家乡的乡村CEO岗位上坚持。2020年,大学毕业的她报考了昆明某村的乡村CEO一职,一直干到了现在,而同批试点的6个村中,其他村的乡村CEO都已离职。

王慧是大学生,有见识又能干,还有本地人的优势。村里治理资源和能力不足,她一进村就承担了大量村委会的事务,这让她不能集中精力完成经营村庄的本职工作;村里的事多由村“两委”拍板决定,留给乡村CEO真正独立自由的裁量权不多;她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很多事要亲力亲为……

几千公里之外,永安村新一季的秧苗长势正劲,刘松走在田间,想起小时候老家的稻田,乡土情结让他始终怀念。他说,到2035年左右,他父母这辈“中国最后一代传统农民”将会从田间地头离开。他期待着,乡村CEO这场社会实践能在那时交出一份更加完满的答卷。

文/雷册渊 杨奕君 陈语萱

编辑/倪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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