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建

三十年前，我正上高三，走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差一个月高考时高三停课，要求所有学生回家复习。大家就和老师玩起了捉迷藏，一大早悄悄潜入教室，一律挨墙坐在视觉盲区，安排一个手脚灵便的在外面把门锁好，再从窗户爬进来。

开始一个星期潜伏得十分成功，同学们便有些放松警惕。一天数学老师从走廊过，听到了教室里的声音，到门口叫门。眼看行迹败露，女班长只好把钥匙从门缝递出去。

老师走进教室，虎着脸问怎么不在家复习。老毕站起来说：“老师，我家一大堆人，就两间屋，我在家学习就得给我让出一间，别人都得挤到另一间，身儿都转不开。”

“我家地方也小，还有个五岁的小外甥，我一拿书他就过来抢。”女班长说。

“老师，我家也差不多。”

看着一双双熬得发红的眼睛，一张张消瘦憔悴的面孔，老师无声地叹息，把钥匙放在桌子上，说：“以后在里头别出声儿。”转身去了。

那时我们是真用功，心里默算着日子，把已经翻过无数遍的书再翻一遍，做过许多回的题再做一回，生恐一个知识点、一种题型生疏了。学习是生活的全部，其他都不重要。饿了啃口早上从家带来的凉馒头，口里嚼着东西眼睛还不离书本。困了往桌子上一趴，没迷糊一会儿打一激灵又端起书。

我们这样一个边远的林区中学，本科大专中专全算起来，每个班只能考走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要么复读，再经一年的炼狱，要么上山抬木头进厂锯木头。抬木头锯木头也是一辈子，可十多年的书算是白念了。高压之下，每个人都如同拼命往前挣的耕牛，不用别人抽鞭子，自己抽。

看同学们学得昏头昏脑，女班长会说劳逸结合一下，组织大家去学校后面的白桦林坐坐。

六月的兴安岭天蓝蓝的，风柔柔的，林间野花遍地，一棵棵小白桦清俊挺拔郁郁葱葱。大家围坐在阳光晒得暖暖的草地上，随意聊天。

“昨晚做了个梦，”我轻轻抚摸着身边的白桦说，“高考后去看榜，左瞅右瞅也没看到自己的名，硬给急醒了！”

“一定得考上！”老毕咬牙切齿地说，“这回再考不上我爸非得打死我。”老毕是高三刚开学转到我们班的，今年是他复读的第四年。俩弟弟初中毕业他爸没让上高中，都赶到山上林场抬木头，全家铆足劲儿供老毕一个人出息。弟弟们周末回家，老毕看他们被原木压得红肿的肩膀，晚上躲在被窝里流眼泪。他身上的背负太重，太重。

老毕最终还是落了榜。多年以后我回故乡探亲，看到一个三轮车夫在马路上吃力地蹬着车，那人头发已经花白，汗水直流的脊梁黝黑黝黑的。我开始没认出来，等三轮车过去了才恍然意识到他是老毕，那个从前背着重负，现在依然背着生活重负的老毕。老毕呀。

“我志愿报的都是海边的学校。”女班长无限神往地说，“如果真考上了，我每天早上都要去赶海，身边是蔚蓝的大海，在金黄的沙滩上跑来跑去捡贝壳，多美！”

“我想考到省城去，歌里把太阳岛唱得那么漂亮，我想亲眼去看看。”

“我想去北京上学，在天安门前拍张照片邮给你们！”

梦想五彩斑斓，我们努力学习，除了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也有对远方的希冀，对广大世界的向往。但当时那么低的升学率，多数人还是像老毕一样，把梦想的风帆搁浅在了现实的沙滩上，这其中就包括女班长。高考失利后，女班长没多久就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生子，当她哼着儿歌哄孩子入睡时，眼前一定会常常浮现出远方蔚蓝的大海。

三十年前那一个月好长也好短，很快我们就走进了考场，也走进了不同的人生。